日前多個勞工團體齊步走上凱達格蘭大道，向總統參選人提出勞工政見訴求，首要就是「解決低薪問題」。雖有總統參選人提出「最低工資法制化」、「提高基本工資」的政見；但光靠提高基本工資的單向作法，實是投錯藥方，無助解決勞工的低薪困境。

儘管十年來台灣的經濟年年成長，但主計總處編製的重要薪資或財富指標卻都反映了勞工收入長期惡化趨勢，加上高房價、高通膨的生活壓力，讓只有薪資收入的勞工，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難過。

主計總處統計，今年一到七月實質總薪資負成長百分之零點六七，是近七年來同期首見負成長，顯見勞工們微薄的薪資成長已被高物價壓得喘不過氣。二○二二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受薪階級每月經常性薪資占比，已降至百分之六十六點三，比六年前降逾兩個百分點；非經常性薪資占比則相對提高兩個百分點。這代表，企業不加員工固定薪水，改以績效獎金、紅利等非固定的收入，顯見薪資結構愈來愈不利勞工。

主計總處統計的「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二○二一年降至百分之四十三，創史上最低。此外，「二○二二年家庭收支調查」也顯示，台灣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的貧富差距擴大已達六點一五倍，是近十二年來最嚴重。

今年各總統參選人都將政見重點瞄準青年；但是，低薪的問題不僅存在青年，也包括中壯年，因為中壯年勞工低薪，勢必會衍生到未來的高齡貧窮問題。但這次的總統大選，各組參選人提出的總體勞工政見或論述都不夠完整，逼得多個勞團只好走上凱道，放大聲量。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提出的低薪解方是「最低工資法制化」。然而，現任總統蔡英文在兩屆前競選時就已提出這項政見，但執政七年多來，基本工資雖然一直調漲，仍然沒做到「法制化」。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直接喊出「最低工資逐步調高至三萬三千元」；然而最近七年基本工資不斷調漲，勞工低薪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讓基本工資成了許多行業的「薪資天花板」。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則直指低薪問題是國內教育政策所導致，要求起薪較低的科系學生，必須增加學習進職場所需的基本技能；雖然他提出的政見論述也不夠深入，但至少沒有流於傳統政客民粹式的喊價伎倆。

國外曾有研究指出，在基本工資提高到一定幅度後，自動化機器大量出籠；尤其現在是AI時代，國內許多餐廳的點餐、送餐機制都已改用電腦、手機、機器人取代。由此可見，即使最低工資調漲到某個水準，潛在對企業裁員或縮減招聘人數的負面效應，或許將更不利勞工就業市場。

勞工的經濟處境愈來愈不利，而政客只想提高基本工資的討好做法值得商榷；若想翻轉勞工低薪困境，應是政府與民間共同攜手努力。不論那位參選人當選總統，當務之急應是提供有力的多面向政策與資源，鼓勵產業界致力轉型升級、技術與研發創新；並加強學生與勞工在新科技時代的職場新技能訓練，讓總體薪資隨著產業競爭力的提高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