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鎧銘

在上古印度，印度河谷一帶曾經歷過一段母系社會時期，彼時女性為社會之中堅力量，從生產、戰鬥、祭祀等各方面，都由女性擔任要角，除了由女性出任族長外，崇奉之神祇亦以女神為主，荼羅毘堤族（Dravidians）人甚至還建立出梵天女性生殖信仰。彼時之女性，集祭司（婆羅門）、族長、領袖之大權於一身。

然而，在雅利安人進入印度河谷，落地生根之後，社會權力結構逐漸轉變為以男性為主，女婆羅門（祭司）漸漸式微，雅利安人更在經過二十一次的抗爭之後，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建立起以男性為主的父系社會，更將社會區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種階級的「種姓制度」。隨著雅利安人向恆河流域的征伐，「種姓制度」也被帶到他們所征服之地。在此情形下，女性的政治、宗教權力相繼失落，社會地位也隨之低下，從《夜柔吠陀》（Yajurveda）中已可看見貶抑女性的內容，到了《摩奴法典》（Mâava-Dharma-Sâra）的年代（約成書於西元前二○○至西元後二○○年），更是明文規定：「女子絕不能獨立自主」，須「不分晝夜地被其家中男子置於從屬地位。」甚至說：「不名譽的根源是婦女，不和的根源是婦女，陋習所以存在的根源是婦女。」在《摩奴法典》的記載中，婦女彷彿是集眾惡於一身者。

在這種貶抑、歧視女性的社會氛圍下，佛陀為了姨母摩訶波闍波提（Mahāprajāpatī Gautamī）的請求出家，曾躊躇再三。然在阿難（Ānanda）的懇請之下，佛陀依據緣起深悟的平等精神，慈悲應允女眾出家了，並為出家女眾成立了比丘尼僧團（bhikSunī-saṃgha）。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情況，保護比丘尼的安全，以及協助比丘尼在道業上的修學，而有了「八敬法」的制訂。從歷史背景來看「八敬法」的制訂，其原始用意應是「比丘尼尊重比丘僧，而比丘負起監護與教育的義務。這是啟發而誘導向上，不是輕視與壓制的。」

摩訶波闍波提與阿難向佛陀請求應允女眾出家的首要問題都是：「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這是個關鍵的問題，女人能否修證得阿羅漢果？如果可以，那為什麼不能出家修行呢？昭慧法師認為，這個關鍵的問題，便是佛陀應允女眾出家的最大因素。佛法強調「眾生平等」，首陀羅都可以隨佛出家修行證道，既然女性亦能證得聖果，那麼有何理由拒絕世界上一半人口獲得證悟的機會呢？面對摩訶波闍波提的三度請求，佛陀之所以猶豫再三，主要應是考量現實環境對於女性的不友善，以及女眾出家後如何避免世俗的譏嫌，能夠適應當時社會，不致障礙佛法的弘通。

《漢唐時期文殊菩薩信仰研究》，佛光文化出版

女眾出家表現亮眼

「在慈悲普濟的佛陀精神中，女眾終於出家，得到了修道解脫的平等機會。」佛世時代，比丘尼的表現絲毫不遜色於比丘，證得聖果者所在多有，不僅比丘有所謂的「十大弟子」，比丘尼亦有，其中「說法第一」的達摩提那（Dharmadinnā）比丘尼，其論究法義的內容更被編入《中阿含經》，成為原始佛教的聖典之一。在《雜阿含經》卷四十五中更記錄著阿臈毘（Aḷavikā）等十位比丘尼在面對魔波旬嬈亂時，以己身之修證，令魔波旬知難而退之經過。足見佛陀時代的比丘尼之傑出，更可證明在佛法的修證中，男女是平等無差別的。

然而如此傑出的比丘尼僧團最後卻於印度本土銷聲匿跡。二千五百餘年後的今天，南傳、藏傳的比丘尼僧團傳承早已斷絕，僅剩漢傳佛教中尚有比丘尼僧團存在。以台灣而言，比丘尼人數多於比丘，不管是在弘法利生、慈善公益、社會關懷等面向，表現都極為亮眼，堪與佛陀時代的比丘尼相媲美。

印度本土的比丘尼僧團傳承之所以斷絕，與佛滅度後，歷次經典結集權與解釋權均為男性僧伽所掌握有關。以首次結集而言，由厭惡女性的大迦葉主持，然在結集開始之前，先細數阿難的種種不是，其中女眾出家便被歸咎為阿難的過失之一，要求阿難懺悔，阿難不認有罪，最後為了不引起紛擾，而向大眾懺悔。這當然是大有問題的！若阿難懇求佛陀讓女眾出家是有罪的，那麼佛在世時為何大迦葉與其他僧眾不向佛舉發呢？之後厭惡女性的保守上座們更利用「八敬法」中的「二部僧授戒」，讓比丘尼僧團逐漸凋零殆盡。

（摘自《漢唐時期文殊菩薩信仰研究》，佛光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郭鎧銘

喜雜讀百家，頗認同「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之語。曾任出版社編輯，編有《王國維年譜（增訂版）》、《明清科考墨卷集》等書；並擔任談話性電視節目主持人多年及與談學者。現為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歷史學會祕書長，專於中國中古史、中國史學名著、中國思想史、佛教史、佛教思想史及佛教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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