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魯智深的圖很特別，寬袍大袖，手持拄杖，滿面笑容，少了殺伐之氣，多了份歡喜自在。很明顯在畫家陳洪綬眼中，不以智深好打抱不平的性格為焦點，反以《水滸傳》第一百一十九回，宋江剿完方臘，智深於浙江坐化前所言「心已成灰，不願為官，只圖尋個淨了去處，安身立命足矣」為其一生做註腳，由此亦可看出對智深最後頓悟的肯定。

在《水滸傳》中，魯智深是由九紋龍史進帶出場的。其重頭戲橫跨六回，每一回均有大鬧的場面。從第三回打死鄭屠畏罪潛逃、第四回兩犯酒戒大鬧五台山被逐、第五回桃花村扮女兒修理山大王、第六回殺假和尚燒瓦罐寺、第七回嫌鴉鳴不吉倒拔垂楊柳、第八回救林沖大鬧野豬林來看，《水滸》作者讓我們從智深每一場「大鬧」裡，都看到了社會的「亂」。而專好打抱不平的智深扮演的就是「撥亂反正」的角色。

到底智深是否真的「撥亂反正」了？或是愈撥愈亂呢？

未出家前的智深叫魯達，身分是軍官。與史進相遇的那次，聽說財主鄭屠欺壓金老漢父女，欲為其討回公道，不想三拳打死鄭屠，雖為地方除了一惡，自己卻成了苦主家之惡。

遭通緝的魯達，為趙員外（金老漢女兒新嫁財主）搭救，入寺剃度改名智深，卻因屢犯清規（隨處便溺、酗酒開葷、打壞金剛），被逐出五台山，實乃咎由自取。

後前往東京大相國寺途中，於桃花村搭救劉太公女兒免遭強人逼婚，自己卻因擄走強人的金銀酒器，反成了小偷。瓦罐寺打死的假和尚與假道人雖屬惡霸，卻導致寺中其餘老和尚自縊，可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亡」，而臨去前一把火將古寺燒成灰燼，亦有殺人滅跡之嫌。

至大相國寺後，因管理菜園，與二三十個偷菜賭徒為伍，又嫌群鴉亂鳴，將一株楊柳樹連根拔起，荒唐至極。嚴格說起來，唯有野豬林搭救林沖那一次，才算是真正沒有後遺症。前面五次，不是打死人，就是鬧事待不下去，一走了之。

若從這個角度看智深，他其實也是社會的亂源，所謂的「撥亂反正」不過是一個理想，在一個極亂的年代，如何憑個人力氣「除惡務盡」呢？

再來看他所對抗的人：惡霸、山賊、假和尚乃至押解公人，均屬據地為王、橫行霸道、欺負弱小、調戲女流、見錢眼開之輩。為何國家法令就制止不了這些人，偏偏要靠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魯智深呢？

如果仔細深究《水滸傳》的成書年代酖酖明正德年間前後，以及其內容為《大宋宣和遺事》方臘、宋江起義一事，可以得知，前者明成化年間不斷有荊襄流民起義、正德年間有太監劉瑾亂政專權、嘉靖年間嚴嵩主政禍國殃民，而後者即指宋徽宗宣和年間賦役繁重、官吏盤剝、民不聊生，致使宋江、方臘一北一南的起事反抗朝廷。

兩相對照之下，《水滸》作者的苦心不言而喻，實寫宋而暗喻明。尤其明朝中葉以後政治腐敗，宦官專權，黨爭不斷，人民在土地兼併以及賦役繁重下，流離失所，苦不堪言。以這樣的年代來體會宋末人民的心情，是感同身受的。

於是出現了對魯智深這樣一個角色的期待。而以智深雖粗魯卻全心義助弱小，其過程儘管出現殺人放火、喝酒吃肉、偷竊開溜等敗筆，但老百姓一想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痛楚，對智深的敗筆也就不以為迕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智深的行為就有了合理而正面的解讀酖酖撥亂反正、除惡務盡。

事實上，從今天看智深的例子，完全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既沒有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每個人，又無法制止豪民或貪官循私報復、巧取豪奪，其結果是國無寧日、人不太平，永遠處在惡性循環之中。《水滸》一書，既挑戰了人民效忠國家的底線，也暗喻人民自我防衛的必要，其實是極為前衛的古典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