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從聖

鯀、禹父子治水傳說，是上古史的一大事，相關故事旨趣亦值得關注。司馬遷的《史記‧夏本紀》與屈原的《楚辭‧天問》皆有述及此事，然兩者評論的觀點差異甚大，啟人深思。

《楚辭‧天問》對鯀、禹事蹟有如是困惑：「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屈原提問明顯針對鯀、禹治水之事，且對鯀的治水事蹟採肯定的態度。從「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始，屈原對堯因治水不利治罪鯀之事，深感質疑且不滿，對堯的質疑、對鯀的同情態度，明顯與司馬遷的立場不同。

《史記‧夏本紀》：「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鯀原為眾望所歸的治水人選，然經過九年仍無法平定。至舜執政，水患依然肆虐，無論從社會輿論、民眾情緒或政治責任的觀點看，舜只能且必須懲處鯀。

司馬遷作為史官，其職分在於客觀陳述歷史事實，而非對人物功過與事件作出價值判斷。或可說，司馬遷的價值判斷與歷史陳述實一體之兩面。如依堯身為當權者與政治領袖的立場，水患能否平治以確保人民的生命財產免於威脅，乃為首要迫切之事。「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便顯示司馬遷在觀察與評述此一事件時，乃以「群體」與「公共意見」為標準，而非任由自我情感好惡，斷定人物功過是非。

然而站在屈原的立場，個體生命本具獨立價值，絕不容政治、公眾甚至君王力量予以抹殺。從「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就可看出屈原換位思考，就鯀的處境設想其心態，為鯀之死發出不平之鳴。或也可順著屈原的提問再思：究竟誰才擁有至高權力懲處甚至剝奪他人生命？

在〈天問〉看來：「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如無鯀先為人民打好農糧耕作的基礎，讓百姓靠種植黍麥維持生命，禹也未必能順利平治洪患，享有功績與百姓愛戴；禹治水的成功，實有鯀付出的經驗與努力，否則，洪水仍肆虐百姓生活。因此，屈原深切同情鯀的遭遇，更不解鯀何以有功，卻仍遭流放至死的罪罰。

從整體與長遠的角度看，鯀的作為，雖不能立即且有效解決水患問題，然而，他對農耕、播種以至土地灌溉的貢獻，或許更是維繫與推進文明發展的關鍵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