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七年定都南京，乃依據中央政治會議同年四月十七日決議，隔日正式於南京辦公，並列入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五條。許多人好奇，國府為何選擇建都南京，而非其他城市？

一九二九年四月，國民黨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編印《宣傳週報》第十四期，收入中央製發的〈建都南京二周年紀念宣傳大綱〉，也詳細說明了定都南京的理由，從中可知這是國府經過充分考慮後的最佳選擇。

首先，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是國府奠都南京最重要的政治正當性。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於清帝退位後赴明孝陵，祭告明太祖朱元璋，並在北京病危時留下遺囑，希望葬於南京紫金山，於日後建成中山陵。因此，國府透過高舉孫中山遺志的大旗，將南京塑造為中華民族復興之地。

北京（北伐統一後改名為北平），是元明清以來的首都，有建都數百年的歷史。但國府認為，這個城市瀰漫著晚清以來北京政府的政治腐敗風氣，不利於建立廉潔政治；再者，東交民巷的各國公使團在此，使得北京成為所謂「帝國主義者」的根據地，不利當時主張的革命外交。

廣州，為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五年最初建立的基地，看似一個可能的選項，不過從地理角度來看，廣州是中國南部珠江流域的文化中心，北京為中國北部黃河流域的文化中心，兩者都有偏於一隅、不易統理全國政治的弱點。相對而言，國府認為南京是中國中部長江流域的文化中心，具有統合南北兩大文化中心的潛力。

武漢，位於中國中部的長江流域，又是武昌革命的發源地，也是某些人認為值得考慮建都的城市。然而北伐期間，國民黨左派掌控武漢，導致日後的清黨與武漢分共，大幅降低武漢成為首都的政治正當性。

上海，是國府奠都南京的一大誘因，卻很少被人注意。在前述的這份文宣有一段重要的話：「近世海道大通以來，世變中心，不在內陸，而在海上。東西文化的交換，不由旱道而恃水程。所以中國近代之大都會，不在內地而在海岸，上海居全國海岸線的中點，既便於指揮全海，以應付風雲日緊的太平洋，亦為中外文化交換之樞紐。而控制利用上海的局面，唯南京恰為適宜。」

當時上海與南京之間的鐵路交通尚稱便利，車程最快僅七小時。如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上午十時，孫中山從上海車站啟發，搭乘滬寧鐵路的專用花車，下午五時便抵達南京下關站，就任臨時大總統。另外，從南京浦口與天津之間的鐵路，車程約三十小時；從天津至北京之間的鐵路，車程約三小時。北京、天津、南京至上海之間的這幾條鐵路，構成日後京滬鐵路的基礎。

換言之，南京作為政治城市，其優點是不像上海有租界，直接面臨西方國家的壓力，缺點是本身的商業活動與財政稅收有限；所幸鄰近上海，透過每日對開列車的滬寧鐵路，供應上海的豐富資源給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