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二十五日貴版以限縮利差方式解救卡奴的意見，就筆者曾過度使用信用卡的慘痛經驗而論，我反對以「道德」立場作為解決融資問題的手段，表面上限縮利差可以解救卡奴，實際上無法令民眾的消費行為回歸理性。

筆者擔心修法實施後，將使民眾誤認銀行收取信用、現金卡高利率是不道德的商業行為，助長民眾動輒以集體消費力量，鼓動公權力介入自由經濟市場，造成欠錢不還理所當然的錯誤認知，進而使民眾嚴重扭曲「負責任」與「講信用」的價值觀，更使銀行成本墊高，放棄發行信用、現金卡等消費融資商品，導致需錢孔急的民眾轉向地下錢莊，引發更嚴重的全民倒債效應與道德連鎖反應。

若以公權力干預利率，站在經濟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並不是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台灣應採取的手段，一旦要求銀行背負高呆帳風險與成本，勢必埋下更嚴重的卡債風暴，更成為全民必須背負的經濟風險。

我們更需要思考，究竟是非理性的「過度消費」、「空心消費」製造卡奴？或是由於失業造成的經濟問題？若是大環境的問題，需要透過社福及勞工政策解決；若是個人非理性行為，則不應以透過制定法令干預金融市場解決。更重要的是，銀行在進行短期無擔保借貸行為之前，有義務教育消費者切勿拖欠短期債務、無限制擴大債務，甚至以債養債，而消費者更有義務規畫財務與償債能力，而非要求公權力解救個人財務危機。

因此筆者認為，限縮利差立法通過，不但將成為全民飲鴆止渴的金融危機，也將無法正確教育消費者維持自己信用的必要性，消費者不論是面對背負卡債，或是選擇債權協商，甚至宣告破產，才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個人信用重新出發的正確方式。民眾更該理性判斷、學習維持信用是高尚的借貸行為，善用理性消費是聰明的理財行為，並非衝動地消費而導致背債。
王立藻（高雄市／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