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曾任刑部尚書的張莊懿，一次到長安城上班的路上，遇到一位經常酗酒生事的醉漢，旁邊的人慫恿醉漢：「你要是能奪下這位老爹手中的藤棍，就能顯示你的手段。」醉漢果真從張莊懿的手中奪下了藤棍，而張莊懿沒有理會他，徑自回去了。

醉漢酒醒之後問妻子：「昨天我喝醉酒回來，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妻子說：「你帶了一根藤棍回來。」醉漢一看，大驚失色：「這是朝廷文官使用的棍子。」隨後去了解才知道，昨天得罪是刑部的張尚書。

隔天大清早，醉漢誠惶誠恐頭頂著這根藤棍，跪在長安街上。一會兒張莊懿經過，醉漢磕頭請求寬恕，張莊懿只是吩咐差役取過藤棍，竟然沒有向他問罪。

這是明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裡講述的一段故事。為什麼要講這段故事？

因為何良俊十分欣賞張莊懿的氣度：作為朝廷的高官，並且是主管司法的一把手，在上班途中遭遇他人奪棍襲擾，如果換作一般人，要給他一個「破壞公共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等的罪名易如反掌，至少也要進相關單位「行政拘留」個三五天。

而對張莊懿來說，這麼做也是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律尊嚴，另一方面也是維護朝廷官員的顏面。

但張莊懿最終卻選擇了截然相反的處理辦法：「徑歸」與「不問」。之所以如此，在於他對於此人是在什麼情況下所為的「具體情節」十分清楚，也與他的心胸寬廣，並沒有把這種讓很多人感到「丟臉」乃至「不堪」的事放在心上有關。

跟一個平民百姓，又是個喝醉酒的「醉漢」有什麼好計較的呢？有多餘的時間精力，應該花在處理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的事件才是。

而這正是張莊懿的性格。早在他二十七歲被選為某道御史巡按山東的時候，就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在臨清街頭，有個酒家的酒標掛太低，刮落了張莊懿的紗帽，左右的人都大驚失色，認為不吉利，但是張莊懿卻毫不在意，撿起紗帽「徑去」。

第二天，知州把酒家老闆鎖押到察院（御史出差在外的辦公場所）請罪，張莊懿也只是慢聲細氣的跟酒家老闆說了一句：「這是很多人來來往往的地方，以後要把酒標掛高一些。」就把酒家老闆打發走了。

試想，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心胸氣量放開闊一些，世間事大概都可以化於無形，困擾我們的問題就不復存在了。當然，這背後需要一定的學養、內涵，而張莊懿的氣量更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