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九十年前台灣在世界舞台上有耀眼的表現，基本上是因為全民勤奮工作，以及政府「在穩定中求發展」的策略，全民一心拚經濟，共同營造「低物價、高成長、所得分配平均」的經濟成就。

在民國七十年代末期面對經濟環境的巨變，政府以「國際化」和「自由化」的積極態度因應，民間各界，尤其是中小企業界憑藉靈活的彈性勇於面對國際競爭，更使台灣的經濟表現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可惜，在民國八十年代末期，因為兩岸關係緊張，戒急用忍使得台灣「國際化」的政策出現重大缺口，導致台灣無法發揮地理樞紐的優勢，也使「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不了了之，台灣開始步上「故步自封」的歧途。政黨輪替後，更因意識形態作祟，造成兩岸關係緊繃，無法三通導致外資卻步，台商出走，台灣國際經濟地位每下愈況。

扁政府變本加厲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更是自絕於國際區域經濟，使得台灣「自我邊緣化」而遭到遺忘，更使得資金外流，經濟退步，中正〈桃園）國際機場、高雄港的世界排名連年下降。政府拚命吸引外人來台觀光，至今無法達成目標，反觀香港和新加坡，一年就有上千萬的觀光客入境。

另一方面，台灣面臨勞動成本、土地成本上升及環保意識抬頭的環境壓力，照理政府應加強對民間企業的服務功能和協助角色，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來解決企業的困難，未料政府反而居於「管理」者的角度，加強「管制」，導致產業界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例如二次金融改革，缺乏合理基礎一意孤行，卻限制業界在海外擴張，結果不但未能提升金融業的獲利能力和競爭力，反而淪為財團併吞、官員貪贓枉法的溫床，業者苦不堪言。

又如「國營事業民營化」，政府光說不練，因為太多政治考量，淪為政治酬庸的工具，自然無法提升效率，反而成為財政包袱；加入WTO後，國內市場的自由化也只是選擇性實施，對於外商在大陸進口的管制都未鬆綁，結果是外資抱怨連連，甚至撤離台灣。

台灣這幾年來在國際化、自由化的進程上不進反退，可說是故步自封的鎖國政策，結果反而是「對中國大陸無效」，「對競爭對手（日、韓）有利」，「對台灣有害」，作繭自縛的結果當然是自討苦吃。

若非台灣的企業靠本身的努力積極走進國際社會，紛紛到外國投資或是在出口貿易上對經濟的貢獻，台灣早就出現貿易逆差和經濟負成長了；政府不但不知感謝這些對台灣經貿有功的民間企業，反將台灣M型社會的罪名怪罪在台商身上，更顯示政府不知拚經濟為何物，實在很難寄望這種政府會走上「國際化」、「自由化」的正軌。因此，寄望未來的立法院和國家領導人，落實正確的自由化、國際化政策，讓台灣能夠在勤奮、踏實的基礎上，靈活、彈性地參與國際競爭，進而再造經濟榮景，台灣才能在國際舞台上大展身手！（五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