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清初吳喬是一位反對宋詩的文人，他曾說：「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為苦事。」（《圍爐詩話‧序》）

這話中有玄機。宋詩為什麼「不耐讀」？因為吳喬先入為主認定了唐詩為典範、標準，拿唐詩來衡量宋詩，當然不喜歡。不過顯然這分不耐煩有特別的意味，因為不是就此不讀宋詩，而是竟然覺得「不能不讀」，所以才抱怨讀得多麼痛苦！

討厭、不耐煩，那不讀不就好了嗎？為什麼還要勉強自己讀得那麼痛苦？「不能不讀」的理由在於他明白宋詩在搞花樣，要用和唐詩不同的方式寫詩，所以必須看看宋人到底在詩中放了哪些花樣，又能夠變出什麼花樣來？

宋代文人作詩的態度比唐人嚴格。唐詩有很多遊戲酬答之作，遵循格律依樣畫葫蘆，不需太費腦筋就能寫出。對宋人來說，寫詩卻是他的功課，是證明自己文人身分的一項必備能力。

而且宋代文人將詩運用得更廣，除了原本的酬答場合之外，幾乎只要是人間的、和語言表達有關的、適合用有規律的字句和聲音表達的，就都可以入詩。詩的範圍和文的範圍重疊得愈來愈多，能寫文章來表現的，差不多也就能換到詩上。

詩不只是抒情感懷的，詩還可以說理，說正常的儒家、理學之理，也可以說邏輯跳躍的禪理。嚴羽《滄浪詩話》中特別強調詩的重點在「興趣」，正就是有鑑於宋代文人太愛用詩講道理了。有哲理詩，也有政治詩和社會詩，任何道理都可以用詩的隱喻形式來記錄與傳達。例如楊萬里的詩〈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字面上只是自然景象的刻畫，卻在宋詩的說理精神籠罩下，理所當然被視為壓抑與反抗過程的隱喻，帶有濃厚的政治社會意涵。

詩有那麼多運用場合，再加上宋代文人的結社習慣，使得詩的產量增多。「江西詩派」的二十五位立派詩人又稱為「法嗣」，那是從宗教組織裡借用過來的詞語，他們互相掩護、互相應和、互相交換傳留作品，使得詩愈寫愈多。

吳喬說「宋人詩集甚多」，這是寫實之語。光是楊萬里一個人，一輩子就寫了兩萬首詩，到現在留下來的還有四千多首，這種規模也是一項特色。



（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9：從黨爭到鐵騎，征服王朝的時代──宋、遼、金》，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