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故事】 上山遺址 改寫世界稻作文明史

文/記者馮源、李牧鳴 |20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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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展出摻雜稻殼的燒土塊。圖/新華社
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內陳列展覽考古成果。圖/新華社
考古現場再現當時的情景。圖/新華社
浦江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及周邊農田。圖/新華社
考古發現,馴化水稻始於一萬年前,圖為浙江東林鎮東升村的農民在稻田裡勞作。圖/新華社
蔣樂平研究「上山遺址」的大口盆。圖/新華社
今年1月,「上山文化考古成果展」在浙江杭州舉行。圖/中新社
遊客參觀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內展覽。圖/新華社

文/記者馮源、李牧鳴

位於浙江省中部、錢塘江上游的「上山遺址」,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上山先民在約一萬年前就開始栽培水稻,這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明貢獻巨大。

越界意外發現遺址

上山遺址考古隊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回顧說,上山遺址的發現,要從一次「越界」說起。

一九九六年六月,根據工作安排,蔣樂平放下了已有八年的河姆渡文化研究,從事杭金衢高速公路開工前的基建考古工作。第一站是蕭山市(今杭州市蕭山區)浦陽鎮,為了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蕭山文管會的同仁無意之中把他引到了相鄰的諸暨市次塢鎮,他無心插柳在當地發現樓家橋遺址。

浦陽、次塢,都在浦陽江畔。浦陽江,如今是錢塘江的一條支流,在中國地圖上是短而細的一條藍線,但其人文歷史悠久。按照註疏家的說法,《尚書.禹貢》中那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三江」,指的就是松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

以樓家橋考古為基礎,蔣樂平提出了浦陽江流域考古調查的設想。二○○○年九月,他們來到了浦陽江的源頭浦江縣,先在黃宅鎮發掘了塘山背遺址,在錢塘江南岸首次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良渚人」跨過錢塘江了,大家都很興奮。

在發現塘山背遺址之後,考古隊員又在附近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了夾炭陶片、大口盆、石磨盤、石球。蔣樂平根據附近的「上山堰」老地名,稱它為「上山遺址」。

上山遺址位於當地的一處河流沖積盆地,海拔約五十公尺。它坐落在兩個小土丘上,相對高度約三到五公尺,南丘面積約一點五萬平方公尺,北丘面積約一萬平方公尺。現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的兩座展示廳就分別建在南北土丘之上,廳裡還保留著考古工地的原貌。

由於要去主持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第三次發掘,蔣樂平與上山匆匆別過。跨湖橋遺址的收穫頗豐,入選「二○○一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了一艘被譽為「中華第一舟」的「八千歲」獨木舟。

但是,在跨湖橋遺址的考古工作中,蔣樂平也沒有忘記上山遺址,他委託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鑑定,實驗室的吳小紅博士為上山出土的夾炭陶片作了測年,結果令人大吃一驚:約距今一萬一千四百至八千六百年。這是個改寫中國東南地區考古史的重大發現。

二○○六年,「第四屆環境考古學大會暨上山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浦江舉行,「上山文化」這支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最久遠的新石器文化被正式命名。

四大遺址宛如階梯

良渚、河姆渡、跨湖橋、上山,四大遺址猶如一道階梯,讓人們拾級而上,尋找文明的源頭。過去二十年間,上山文化的遺址在錢塘江上游流域及相鄰的靈江流域已經發現了十九處。

這是一處中國境內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分布最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林舟教授對其地理分布做了分析:它們沿河分布,多坐落於階地或河漫灘之上;靠近支流,遠離幹流;起伏適中,坡度和緩。

林舟還注意到,在錢塘江上游幹流衢江流域,上山文化的遺址只出現在南岸。這是因為北岸只有兩級階地,而南岸則有三級,且衢江一直向北遷移,南岸更適合居住。

在上山遺址,蔣樂平帶隊發現了柱洞及由柱洞構成的建築遺跡,其中有一處遺跡由三列平行柱洞構成,很可能是木結構建築的遺跡。而在與浦江相鄰的義烏,他們在同屬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又發現了環壕遺跡。

在仙居的下湯遺址,蔣樂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樣發現了「中心台地+環壕」的聚落特徵。

對此,由中國考古學會、浙江省文化和旅遊廳、浙江省文物局和金華市政府主辦的上山遺址發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確認,上山文化遺址群構成了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上山文化是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

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文明將上山遺址稱作「遠古中華第一村」。對此,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劉莉評價說,在上山遺址發現之前,根本沒有人類在山洞之外居住的遺址,因此,「遠古中華第一村」名副其實。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鐮也認為,上山遺址與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跨越相比,還是很「小」,但是同舊石器時期的社群規模相比,這簡直是飛躍式的巨大轉變。社群規模上的大幅度擴大,將導致社會的變化,大量人口永久性地聚居在一處,會促進並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

傅稻鐮解釋說:「對於在定居農業社會發展進程中,究竟什麼時候有了『私有』意識和土地『價值』,沒有定論,但是人類學家都同意,一旦進入農業定居社會,伴隨著對土地和物質的勞力投入,所有權也在個人或者家庭層面產生了。」

他援引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的「新石器革命」理論說,上山文化涵蓋了這一理論的全部根本性特徵。特別是「定居」社會,這是「新石器革命」的一個根本性標誌,而長江下游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後持續發展,最終導致了文明產生。

植物考古學家

從小穗軸看歷史

提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許多人不是想到「后母戊大方鼎」那樣的青銅重器,就是《清明上河圖》這樣的書畫長卷。

而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如果要說最貴重的鎮館之寶,就是一粒「萬年米」,只能通過放大鏡去觀察其細微之處。但是,它的分量不亞於一件大國重器。

它是二○○五年由趙志軍等學者通過浮選法發現的。浮選法原理很簡單,把土樣放入水中,比土壤顆粒比重小的炭化植物遺骸就會浮出水面,但是,付諸實踐還需要專業的設備和認真的操作。

時間不晚於一萬年前

趙志軍是第一位向中國學術界系統介紹植物考古學的學者。此後,中國考古隊伍裡也多了一批被戲稱為「植物人」的植物考古學家,迎接他們的是中國無與倫比的豐富的古代植物遺存。

數次遇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鄭雲飛研究員,他總是坐在一台雙筒顯微鏡前,觀察出土的稻米標本,著重觀察它們的「小穗軸」。

小穗軸是稻穀與稻稈小枝梗的連接部位,野生稻穀可以自然脫粒,因此稻穀和小穗軸的接觸面是光滑的,但是栽培稻失去了自然脫粒的特性,因此,接觸面上就有人工脫粒的「疤痕」。通過這一特徵,考古學家發現,在上山遺址群中出土的小穗軸,接觸面既有光滑的,也有留疤的,這說明一萬年前,先民已經在馴化水稻。

呂厚遠團隊則致力於植物矽酸體研究。高等植物根系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時,也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矽,最終充填在細胞組織中。這種只有五至一百微米大小的二氧化矽膠凝體,對於植物考古來說優點多多:產量高、分布廣,抗高溫、抗風化,植物分類意義明確,有著可發現、可保存、可鑑定的優點。而且植矽體內還含有有機質碳,是全新的測年材料。

放大後的水稻植矽體如同一把把「小扇子」,頂端是魚鱗狀的紋飾。呂厚遠團隊發現,野生稻植矽體的紋飾小於九個,而馴化稻的紋飾則多於九個。

在上山遺址第八文化層,他們發現了具有馴化特徵的水稻植矽體。它與野生稻的植矽體已經存在明顯差別,其測年為距今九千四百年。而根據馴化速率,學者推斷先民開始馴化水稻的時間不會晚於距今一萬年。

鑑定方法編入教材

「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國學者運用的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方法,已經進入了歐美多所大學教科書或者教學手冊,呂厚遠也參與編寫了《世界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標準》,負責黍、粟和稻的內容。

「農業起源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探索的交叉前沿問題。」呂厚遠說,多學科研究確定,玉米、南瓜源於中南美洲,小麥、大麥源於西亞,而麥、黍、水稻源於東亞。中國東部則是東亞農業起源的核心區,擁有兩套獨立發展的農業體系,孕育了世界上唯一連續演化的文明——中華農耕文明。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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