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華人學界有廣泛的影響力，並影響了一整代的台灣歷史學者。余英時，一九三○年生，成年以前生活在中華民國治下，但是他的思想視野不受限於國民黨的政治框架，也不受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成為走出第三條路——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余英時在一九五○年代赴美國以後，可說是「文化上的中國人」。

余英時與民國若即若離的關係，與大部分民國遷台知識分子的家國記憶（如齊邦媛教授在《巨流河》展現強烈的愛國抗日立場）不太相同，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有關。

首先，從《余英時回憶錄》可知，余英時在抗日戰爭時期，被父輩送回故鄉安徽潛山住了九年，他謙稱這段時間「失學」，很少正式上學，小學及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沒有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換言之，亦無受到當時黨化教育的影響。比較而言，這與齊邦媛並不一樣，她在重慶南開中學、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求學，受過完整教育，自然有更強的國家意識。

其次，余英時在一九五五年從香港至美國哈佛大學訪學，差點不能成行。因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國務院當時有一個協定，香港與澳門的中國人赴美國，必須用中華民國護照。余英時透過台灣教育部和外交部申請護照，可是台灣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員，沒有找他問話，也沒有詳細調查，就祕密呈報政府，說余英時是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到美國後將發出對台灣不利的政治言論。

實際上，雖然余英時當時曾經在香港替所謂的「第三勢力」刊物寫文章，但主要是從歷史角度倡導民主自由的價值，從未涉及國民黨，這卻造成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他的護照申請案被擱置，沒有下文。後來在美國駐港總領事等人的建議下，余英時用「一個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的身分，以替代方式合法赴美。

余英時在美國求學及任教以後，雖然並非中華民國國籍，但開始與台灣學界有長期而密切的互動，並於一九七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也是在台灣，許多學人對他感到熟悉的原因。

另一方面，余英時在台灣學界的影響力持續擴大，例如在一九九○年代，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準備請考古學界地位崇高的院士張光直擔任副院長，負責院內人文領域的學術事務，特地打電話徵詢余英時的意見如何，他表示支持張光直。回憶錄的這則記載，無意間透露出余英時對中研院人文領域的影響力。

從余英時的回憶錄可知，雖然他出生並成長於民國治下近二十年，但是他對民國可能沒有特別深刻的記憶或情感，反而更關心中共席捲中國大陸的原因。

因此，相較於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才是他探討中國史的重要對話對象，也成為他力圖走出中國思想史的新路，兼顧外在背景（政治文化和制度）和內在理路（思想和學術脈絡）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