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五．論仁義》中，有則短章：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為甲仗不足，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房玄齡是貞觀年間的宰相，他在檢查朝廷的兵器庫後，向唐太宗回報情況。唐太宗對於房玄齡所稱「今天兵器庫中的兵器已經遠超隋朝」，並沒有顯現出太多的欣喜，反而藉機表達了他重視民生，遠超乎戰備之用物──兵器的一得之見：「整修兵器防御敵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們這些臣子要竭盡忠心，努力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而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鎧甲兵器。回首既往，隋煬帝難道是因為鎧甲兵器不足，才遭到滅亡的嗎？不，是因為他不修仁義，所以，群臣才會怨恨叛離他的呀，你們可要好好記住。」

唐太宗的這一觀點，不只新鮮，而且極具思想深度。為什麼？因為在很多封建帝王眼裡，強大的軍隊才是國家安全的保障，所以，他們會不惜代價擴充軍隊、添置武器；而唐太宗則從前朝覆亡的教訓中看到，若要國家長治久安，江山永固，那麼，高度重視民生，為他們努力創造一個適宜的生存環境更為重要。

唐太宗在這裡表達的思想，與中國古代具有民本意識的那些思想家「民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思想的一脈相承。而他的思想也落實在他的施政上：在貞觀年間，他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的政策，進而讓整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繁榮。

如在貞觀三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而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動亂的機率大大降低，社會治理變得相對簡單。那一時期的唐代社會，有「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讚譽。

另一方面來說，中國的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只要不是被逼到實在沒有退路的地步，他們是不會為難政府與皇帝。所以，對於「唐太宗們」（指唐太宗的臣子們）來說，其實只要把他們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別太過忽視他們，讓他們能夠衣食無憂就可以了。也因此，十分明白這一道理的唐太宗才會說，臣子忠心，百姓安樂，就是「朕之甲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