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唐太宗對諫議大夫褚遂良說：「你負責撰寫起居注的工作，近來你們記錄我所做的事情，是善還是惡呢？」褚遂良說：「朝廷專門設置了史官，君主一舉一動都得記錄下來。善的既然必須記，過失也一定不加隱瞞。」唐太宗說：「我現在正在認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沒有我的過失可寫。一是對照前代成功、失敗的事實，作為殷鑑；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辦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聽信讒言。這三點我會堅持下去，始終不會改變。」（唐吳兢《貞觀政要卷六．論杜讒邪》）

所謂「起居注」，是記錄帝王之人言行的宮廷檔案，負責這項工作的官員也叫起居注，諫議大夫諸遂良應是兼任這一工作。唐太宗向他打聽最近一段時間相關記錄情況，反映的是他對這項工作的高度重視。而他為什麼高度重視？顯而易見的是，他非常在乎未來之人對自己的評價，更希望看到的是，後人對自己的評價正面一些、積極一些。為此，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以盡量減少自己的過失。

在中國封建社會二千多年的歷史，帝王之中，有唐太宗李世民這樣十分在乎歷史的，但也有不太在乎，甚至毫不在乎歷史的。在一些不在乎歷史的人認為，歷史是可以任他所左右，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作為史官，哪裡是可以不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所以，愈往近代，對帝王之人的粉飾與美化就成為一種常態，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帝王之人可以愈加專制與蠻橫。

再回溯歷史，能體恤民情，把老百姓放在比較重要位置的帝王也有，但罔顧民生，肆無忌憚享受絕對權力所帶來種種好處的帝王更多。

另一方面，按照傳統，起居注的內容，帝王之人是無權過目的。之所以如此，是為了保證歷史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因為帝王一旦過目了，必然會對其中有損自己形象的文字提出批評意見，讓史官承受巨大的壓力，進而在起居注的內容，失去應有客觀真實的立場。

而唐太宗李世民或許是太過重視後人對自己的評價了，所以，不僅打破了這個傳統，而且對於諸如「玄武門之變」等事件的記錄文字提出具體的刪改要求，他援引「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的典故，為自己不合道統、有悖倫理的行為辯護，並暗示史官迴護諱飾。

唐太宗直接干預起居注的工作，顯然有些過頭，應該予以批判。但是，他非常在乎未來之人對於自己一生的評價，對歷史表現出相當的敬畏，這是不是也成為他在位的二十三年，所做的好事更多、壞事較少的原因？反過來說，作為帝王之人，如果對於歷史毫無敬畏之心，是不是會走向肆無忌憚、昏庸荒誕？也因此，對於唐太宗過度關心與干預史官的工作，我們在提出批評意見的同時，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應予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