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敏迪

《後漢書》說：「蘇章、種暠、欒巴，牧民之良幹。」蘇章留下了一個生動的故事：東漢順帝時，他任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知其奸臧。」於是「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儒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到了南宋末年，謝昌元在〈座右自警辭〉中卻說，蘇章的這個行為是「賣友買直，釣名干進爾。」理由是，「觀其一天二天之說，是必巧言令色之鮮仁，而非直、諒、多聞之三益也。然既知之，有平生故舊，適然相逢，只當忠告善道，委曲勸勉，使之悔過遷善，或使之自作進退。」如此，蘇章就不是益友，而是損友。可是清河太守自己說了：「我獨有二天」，說明他已經知罪，而且以為蘇章會包庇自己，「巧言令色」是說不通的。於是就產生了許多疑問，比如怎樣才能「使之悔過遷善」？難道就因為周公說過「君子不弛其親」，就要「使之自作進退」，不追究責任了？

韓愈哀嘆，失意就有人反眼不認人，投井下石；蘇軾也說過，官員為了爭得半年考察過關，雖然是殺人勾當也敢為之，這固然可以說是世風日下，可是就因為是「故人」，要互相包庇，才符合「周、孔垂訓，必歸之成德」嗎？這個「座右自警」是不是給別人看的？

風雨飄搖中的南宋，官員大多像清河太守一樣有奸臧的毛病，謝昌元的兒子也已經投元，無奈南宋仍然不得不依靠這些「故人」苦撐下去，也許，這才是文天祥書寫本篇，用以安撫籠統的良苦用心。

最終，元軍打來了。清人萬斯同的《宋季忠義錄》載：「（袁）鏞悲憤激烈，約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趙孟傳，將作少監謝昌元共禦敵。」他們讓袁鏞先行，答應自己帶兵後繼。袁鏞遂奮然獨往，而趙孟傳、謝昌元已經自作進退「獻版圖迎降矣」。

全祖望的〈陸字鐤墓碑銘〉也載：「昔德祐之際，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而袁鏞則表現出了「生則宋臣，死則宋鬼」的氣節。文天祥寫此文於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年六月，離謝昌元投敵不過二年有餘，景炎二年（一二七七），謝昌元六十四歲，元世祖忽必烈「仍命子召昌元入朝」，於是這個南宋「故人」，「奉聖旨，隨駕上都」，並留京任官十四年，活到了七十九歲。而這件文天祥書法精妙的書卷則留存至今，不免要令觀者為之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