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玲

二○一四年夏天，跟李教授通電話時，他說：「你記得三、四年前跟嚴先生、嚴夫人去廣東肇慶學院的事嗎？嚴先生幾個月前去世了，本來我十一月要陪嚴夫人參加『韓國新羅歷史文化之旅』旅行團，讓她放鬆一下心情，可是近來我身體不太好，不能去，你能幫忙照顧她嗎？她八十歲了。」

於是我參加了這個旅行團，參訪了韓國的佛寺和書院。這些古蹟在深山裡，要走漫長的山路，嚴夫人的腳程竟然比我快很多，我跟都跟不上，遑論行山時照顧她了，只有在替她張羅素食上盡了一點心。

但是真正令嚴夫人和我兩人都擔心的是李教授的病情：他得的是惡性皮膚腫瘤。這麼慈悲的人怎麼會得這麼險惡的病呢？我們兩人的結論是：李教授完全不顧自己，除了工作上需要協助的，只要是幫助人的、只要是有利教化人心的，他沒有不忘我地積極參加。他透支了體力、精力，於是生重病了。在治療後期，他的小腿上還有一片十公分長、橢圓形的潰爛，看得我觸目驚心。然而內心充滿智慧的李教授調整生活步調。經過治療，慢慢痊癒了。

二○一五年夏天，我在澳門大學任書院院長一年多，發現住書院的四百五十名學生中，最需要幫助的，不是清貧學生，因為澳門政府和大學有各種獎助學金可以申請。最需要幫助的是情緒不穩定的學生。

書院有四位專任老師：院長、副院長、兩位導師，我們用很多精力跟這些情緒不穩的學生談心，不少因為得到關切而變得穩定和正向。但是罹患憂鬱症、躁鬱症、妄想症的同學，不是我們四人能處理的，導師常輔導到睡眠不足，精神快崩潰了。這些學生需要的是專業協助，而那時整個大學八千位學生，只有五位心理輔導師。

我決定向香港福慧慈善基金會提出計畫，每年申請一些經費，加上書院自己的預算，來聘請一位半職的專業心理輔導師，加入導師團隊。所以我一有機會就到香港跟基金會的李教授、嚴夫人，副會長譚溢鴻開會。其實心中竊喜，能跟這些德行深厚的大善人多相處一分鐘，都是我的福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