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六月，琦君結束多年客寓美國的歲月回台定居，住進淡水「潤福生活新象」。此際，她可以說已經完全停筆寫作了，一方面是風濕症、暈眩病，另一方面是記憶力衰退，但仍舊愛朋友，仍舊健談。台北文壇用各種方式歡迎她，一時頗為熱鬧。

因九歌出版社發行人蔡文甫先生的關係，我得識琦君及其夫婿李唐基先生。那時我以中文系教授身分兼校圖書館館長，由於知道琦君曾二度任教中央大學中文系，我於是邀請她們夫妻重返中大校園，幸蒙惠允，於是在二○○四年十二 月假圖書館和文學院舉辦了「水是故鄉甜酖酖琦君作品研討會暨相關資料展」。琦君全程參與，愉悅觀看她自己的資料，靜靜聆聽別人對她的觀感。

唐基先生珍惜並感念那一場活動，協助我在中央大學中文系成立琦君研究中心。二○○五年十二月，在國家台灣文學館贊助下，我們在台北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琦君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琦君夫婦在台師大的會場待了整整一個上午。

琦君仍然進出醫院，病情時好時壞，終於在二○○六年六月辭世。我們在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台北為她舉辦了一場溫馨感人的追思會。

國家台灣文學館前任代理館長吳麗珠女士敬仰琦君，希望琦君有關資料能入館典藏，與唐基先生多次商量的結果，做成了蒐輯琦君書信的決定。琦君研究中心責無旁貸，做成計畫，循正常程序獲得委託，開始進行編印計畫。

這是一個極艱難的文化工程，琦君寫給別人的信都不在手上，在漫長歲月中接她信的人都在那裡，我們辛苦的建立起名單，發信徵集，並且透過各種傳媒發佈訊息，也到處詢問，到二○○七年一月為止，我們總共徵集到大約七、八百封信。經過字跡辨識、篩選、編輯，終於完成這本厚達五百餘頁的《琦君書信集》。

從徵集到的書信看來，琦君的信大部分是一九八○年代前期赴美以後所寫，止於二○○四年前期（有四、五封）；之前的信函不多，最早的一封是一九七一年致尹雪曼函。信最多的是九歌的蔡文甫先生和陳素芳小姐，在美國的韓秀也不少。整個來說，這些信，既顯示出琦君一部分的人際關係，也反應出她的生命歷程，特別是琦君的旅美歲月，她毫不隱避地寫下她的生活與心情，其中包含她對朋友的思念，對文學現象的觀感，對今昔之變的感懷等。

從創作的角度來看，琦君的最後一篇散文，應該是悼念林海音的〈最後的握手〉，作於二○○一年十二月。如此看來，二○○二年以迄二○○四年的近四十封信，則可視為琦君晚年最後階段的作品。從這個角度來看琦君的書信，特有意義。

另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向被認為溫柔敦厚的琦君，在書信中有時亦直抒其怨怒之情，說出了不少平常不會寫進作品中的心裡話，這個部份，由於關涉者多，有不少不宜公佈者，我們在編輯上不得不作了一些處理，特此說明，還望讀者諒解。此外，我們非常清楚了解，未能徵集到的琦君書信一定不少，朋友們有他們各自的考量，我們當然尊重，誠盼有朝一日還能有更多珍貴的琦君書信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