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俊偉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年），安祿山、史思明發動兵變，史稱「安史之變」。待安祿山攻破潼關，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七六二，七一二〜七五六在位）決定離開都城長安，逃往四川，途中經過馬嵬驛（今陝西省興平市以西），士兵兵變，砍殺楊國忠（七○○〜七五六）之後，又逼迫唐玄宗賜死楊貴妃（七一九〜七五六），不得已將楊貴妃勒死。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於〈長恨歌〉書寫唐玄宗、楊貴妃的愛情，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是很浪漫的寫法，實際上卻是「大難臨頭各自飛」，天長地久的愛情誓言，抵不上唐玄宗自己一個人的性命權位。

另一方面，太子李亨（七一一〜七六二，七五六〜七六二在位）率領軍隊前往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南）自己即位，改元至德，為唐肅宗。唐肅宗的舉動，坦白來說是「趁火打劫」，禮義有虧，《舊唐書．肅宗本紀》記載了整個過程，不難見及當時太子及其下屬精心包裝的這件事情。但是，從結果來論評價，唐肅宗確實積極有為，穩定局面。

因此，從民生觀點檢視，皇帝是誰並不重要，誰最有條件平復戰亂、解救百姓，誰就是最適合的領導者。唐玄宗已經丟掉了首都長安，還能夠高居太上皇之尊，對他來說已經算是優待的下場了。

「這裡很痛苦，沒問題的，我離開了，你就該乖乖待著就好。」這不禁讓人聯想起南韓「世越號沉沒事故」（二○一四年），通過亡者手機拍下的過程，拼拼湊湊呈現出極其荒謬的內容：船長竟然跑掉，留著旅客在船上等死，官方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竟然粉飾太平處理。這個過程合理嗎？至少，相信不會有人歌頌那一位船長，那一位船長也被判處無期徒刑，檢討南韓政府的聲浪也不斷。

回顧「安史之變」，不禁讓想起《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國君要為保護社稷而死，大夫要率領民眾奮戰而死，士人則是要受到法制規定的責任而死。這是統治階層、領導者基本該有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