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中國近代史的一大思想脈絡是反傳統主義的激烈化，也就是對傳統思想的突破，這樣的「思想解放」並向後連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

若從更為寬廣的視角來看，傳統中國的一大特色是，皇權為中國政治與社會全部領域的最高權力核心，主流政治思想（即儒學正統派）因此與皇權緊密結合，但隨著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挑戰接踵而至，對當時士人而言，若要改變政治現狀以圖強，勢必從改變政治思想著手。由此觀之，清末的康有為、章炳麟二人不只直接「解放」儒學權威，亦間接打擊皇權正當性（儘管也許康的原意並非如此）。辛亥革命以後皇權覆滅，中國政治與社會最高權力核心的重建過程，長達數十年，於是成為反傳統主義的溫床，「革命」的口號震天作響，在舊時代原屬思想前進的康、章，到了新時代，則被視為保守派。

為何如此？汪榮祖的《康章合論》（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嘗試解答此問題。作者比較二人：康是單元文化論者，相信文化具普遍性，各種文化終可相通，故強調「公理」，在政治上主張漸進改革，如「三世進化」的觀點；章是多元文化論者，認為文化具特殊性，新文化需以舊文化為基礎，故倡導「國粹」，在政治上則鼓吹共和革命。雖然兩人在文化與政治的目標與手段針鋒相對，但都想要改變現狀以救亡圖存（即「保中國」）。

只是辛亥革命以後，皇權被推翻，政治與社會最高權力核心不再，因為國家不斷出現內部與外部危機，使「革命」本身成為爭奪權力者的正當性，於是內憂外患促成反傳統主義的激烈化。到了五四運動的時代，愈來愈多的新生代知識分子在兩人「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走向全盤西化，康、章因而成為新生代知識分子超越與批判的對象。

汪榮祖把康、章二人合論，最後肯定康的「漸進改革」與章的「文化多元論」，想以此作為當代中國發展的借鏡。有意思的是，他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展現出康、章理念與當代中國國情的互通之處。其實，中共在全面鞏固政治權力的前提之下，也就是中國已經重建政治與社會最高權力核心之後，才有可能放棄「革命」的內涵，僅留下招牌，將反傳統主義煞車，重新追尋中國原有的歷史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