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人經常從線裝書，實驗室裡看待人生，因此生活瀰漫著學究味與藥水味。並不是說書本不是人生，也不是說實驗室的日子不是生活。但斗室裡的人生經常只是自我僻性、習慣的投影，正如鏡子反射鏡子裡一再重複的影像。

有些學人談人生，不忘引經據典。但知識的「博學」並不一定就是思想的「智慧」。有人著作等身，但大都是資料的堆積，自我的創見還不如書本裡的蠹蟲，能開拓疆土。此地所謂的大師大都是因為博學強記，過往事蹟，鉅細靡遺。但假如堆積資料是大師，則任何一台電腦都是大師的大師。假如上大學是要聽一位「大師」細數《紅樓夢》或是莎士比亞三十六個劇本裡的角色，學生不如逃學在家打開電腦，除了人物的名字，還能在時間的空隙裡演義人生。當然，電腦周遭請不要忘了擺幾塊備長炭。

有些學人的言語充滿了道德教訓，一副走過的人生盡是珠璣的態勢。人生經常套入理論的框架，以及概念化的言語。而所謂的理論，不是自己思維後的創見，而是流行主義的套用。言語滔滔不絕，學術用語令人「敬畏」，生命的現場，原來是邀請註解與典故作見證。

其實，真正有生命感的學人，其學識不僅來自書本，更重要的文本來自人生。透過人生的現象發展成心靈的意象，使「博學」升騰為「智慧」。意象是人以感覺與思維捕捉外在世界的形象。意象不是詩人或是小說家的專利。一流的思想家能將理論提升成哲學的智慧，其中的關鍵在於，將概念化文字轉成意象思維。

於是，在討論文學尤其是詩語言的曲折隱約與弔詭現象時，十九世紀英國的詩人與詩學家柯勒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說：詩行文字的進展，正如蟒蛇的行進，是彎曲而非直線；身體在看似後退的彎曲動作中，凝聚了前進的力度。

莎士比亞曾經用了滾木球的意象，木球形狀歪曲，並非正圓，滾球者必須藉由弧度與曲線才能讓木球滾至目標。

美國新批評理論家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說：詩正如風箏的尾巴。風箏能在空中翱翔，因為下面垂懸著一兩條尾巴。尾巴自身的重量表面上增加風箏的負荷，使其往下墜，但其隨風擺盪，卻使風箏往上升。詩的語言就在上升與下墜的拉扯中產生。

蛇的行走，木球的滾動，風箏的上揚與下墜，不在書房，也不在研究室，而在周遭的人間。人間不僅是詩人小說家最佳的文本，一個有創意的理論家，也會讓其哲思散發出人間的氣味。書本與理論的重點在於啟發，啟發人對人間敏銳的觀照。一流的創作家與理論家對語言敏感，是因為他們對人生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