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珊

《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則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篇」，編訂成《詩經》一書，因其書只剩三百餘篇詩歌，故又稱《詩三百》。孟子說孔子作《春秋》、司馬遷說孔子刪詩，二氏之說乃文學修辭，出於偶像崇拜的目的，借機推高儒家學說，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論語．衛靈公》載：「孔子說：『我還可以看到史書有空缺的文字』。」《漢書．藝文誌》載：「古代書必同文，不知道的就直接空缺，再找賢者請教。在末世，人們是非不分，自私自利，胡亂改書。因而孔丘說：『我還可以看到史書有空缺的文字，現在已經沒有了。』這正是孔丘哀嘆當時因人心邪惡，以致古書被篡改而偏離事實。」

《論語．述而》上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魯國歷史自然屬於「文教」方面，是以孔子才會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清朝袁谷芳在《春秋書法論》中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也就是說《春秋》就是魯國歷史，而孔子見到魯史有殘缺，他怎會突破他的王道立場去篡改魯國歷史，修訂《春秋》以及刪詩？由此可見，儒士短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