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如果引用費孝通的觀點，或許可以用三句話來解釋現代（1912～1949年）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也就是「皇權消失，紳權沒落，民權覺醒」。「皇權」的消失，與晚清以來革命派的大力批判與攻擊有關，其中以辛亥革命為轉捩點；「紳權」與「民權」的變化，值得進一步討論。

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指出：紳權不敢爭取皇權的政權，民權不敢爭奪紳權的土地，是傳統中國長期維持專制穩定的主因。有意思的是，本書書名看似作者在說明兩種權力，實際上費先生對紳權的討論著墨更多，也是他研究關懷的重心。

什麼是紳權？相對於在朝官僚，紳權指的是不任官的紳士之權力，紳士的權力最初來自對知識的掌握，並成為社會規範，在實際運作上，在皇權底下保護親族及其本身的經濟特權，形成「敵對的合作」；而紳權的沒落，正是因為與皇權的妥協共治，進而被皇權奴役的結果。這樣的論述顛覆了傳統中國士人的自我認知，也可見費先生對紳士／士人的批判態度。

進一步說，紳權的正當性是來自皇權與民權的雙重認可，紳權的沒落，不只是因為在政治上與中央的皇權勾結，也包括在經濟上剝削地方的民權；或者說，紳權放棄對民權的保護，使民權直接面對政府與土豪劣紳的欺壓。

民權覺醒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被政府與土豪劣紳剝削，使得民權埋下激進求變的誘因；另一方面是源自新知識分子的「啟蒙」，因為舊紳士正當性喪失以後，新知識分子以「啟蒙」建構新的正當性，以白話報、演說、戲曲為例的「走向人民」之「民粹運動」。不過，白話報、演說、戲曲等大多是城市的傳播活動，仍需要激進派的新知識分子用雙腳走進貧苦、幾乎破產的鄉村，實地觀察與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喚起廣大農民的覺醒，而基層社會的啟蒙與覺醒，正是1949年中國變局結構性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