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平

日治時代初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為了改善總督府財政，不全面禁止鴉片，而實施專賣。1928年林獻堂（1881－1956）等人控訴總督府鴉片專賣政策的毒害，但並未得到回應；蔣渭水（1891－1931）忍無可忍，寫了一封英文電報，於1930年1月2日交代他十七歲的兒子蔣松輝拿去電報局拍發。蔣松輝相當機靈，趁著晚間英文發報員下班後，送至電報局，要求只懂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值班發報員依字母將電文拍發到日內瓦國際聯盟。電文寫著：「日本政府此次對台灣人特許阿片吸食，不但為人道上的問題，並且違背國際條約，對其政策進行，希速採取阻止方法，代表台灣四百萬人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和蔣渭水家大業大，但真心為台灣，不惜槓上日本人，令我佩服。

林獻堂被歷史學者 Johanna M. Meskill 譽為「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保母」，雖然沒被日本人搞垮，卻也難逃劫數，最後被國民政府逼走他鄉。

而蔣渭水則被日據總督府視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拘捕、囚禁他達十餘次之多。他是第一位因政治請願被拘禁的台灣人，死後家中貧困，租來的房舍被追討，家中唯一值錢的電話被用來抵債，逝世時的境況被形容為「傷心身外一無餘，剩得蕭條數卷書；兒女遺孤猶在讀，親朋同志痛何如」。

蔣渭水的鴉片請願努力沒有白費，國際聯盟終於介入調查。台灣總督府匆匆設置台北更生院（位於今日重慶北路與涼州街之間），為鴉片矯治所，找了一位日本人當掛名院長，實際營運管理則交由醫局長杜聰明負責。

杜聰明早已著手研究慢性嗎啡中毒，希望能找出治療台灣人鴉片毒癮的方法。在擔任台灣更生院醫局長期間，杜聰明更進行深入的醫學研究。這些珍貴的毒癮醫學研究報告由日本外務省提到國際聯盟，引起國際注目，成為當代鴉片毒癮研究權威的學術資料，台北更生院成了當時世界研究毒癮的重鎮，杜聰明也因此蜚聲國際。其中杜聰明實驗室首創的尿液篩檢毒素法，效果顯著、費用低廉且節省人工，直到今天仍廣為世界所採用。

台灣光復後，「台北更生院」由國民政府接收，改成「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