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塵霜

春暖花開，見由雨轉晴遂外出，由七堵車站經光明路往基隆河左岸步道前行，約莫十分鐘可抵「七堵福安宮」。福安宮旁有階梯連接左岸步道，短暫停留後，續向前行。立於步道上，回首望去，農曆年前甫完工之「七賢橋」已通車，其結構屬「單塔非對稱型式設計斜張橋」。

斜張橋為近年來台灣橋梁新建樣式之首選，除樣式新穎外，立於河道橋墩數較傳統橋梁少，於雨季或颱風來襲時，較不易因橋墩阻礙水流而造成危害。然七賢橋黃色橋身與水面倒影合一時，頗有弓滿弦張之勢，意欲射向七堵鬧區，令人莞爾。

復前行，約五分鐘腳程，步道左側之明德二路路旁，有一「草濫水尾福安宮」，其內有一石刻福德正神神像，猜測應為清領時期之作品。草濫水尾福安宮後方可見「拔西猴溪」與基隆河匯流處，過橋後之步道入口有一鐵製小拱門，上頭標有「小武夷山」；此步道原為防汛道路，過小武夷山拱門入口後，已然改為木棧道。木棧道左側有一私人花園與菜園，菜園旁種植杜鵑為界，盛開之粉白杜鵑點綴著綠葉，恰巧吸引一雙環鳳蝶前來取蜜，正是春天應有模樣。

忽聞牛鳴聲由遠處傳來，環顧四周，見一老人家放牧牛群於右岸河畔，數隻白鷺緊跟牛群旁，於工商發達之現今，此情境可謂鮮見，故以牛群為景，拍照留念。續前行，約兩分鐘，見「六堵險圳」刻於左側山壁之上。

「六堵險圳」下方石壁，嵌有三碑文，分別為「頂圳福德宮勸世文」、以藏頭詩撰文之「六堵代天府王爺公威靈顯赫」與「六堵險圳沿革」。其中之「六堵險圳沿革」可謂「張冠李戴」！因其中提及「清朝年間與荷蘭作戰，我民兵集結於險圳上方，居高臨下讓荷蘭兵吃盡苦頭，死傷無數……」。

據連橫之《臺灣通史》（一九二○）記載：「當明之季，荷蘭既據台南，而西班牙亦入雞籠，築壘駐兵，以相角逐。」故知明鄭未取台灣前，台灣由荷蘭與西班牙分據南北，疆域如「荷蘭台灣長官行政轄區」（1624～1662）僅於大肚溪以南，明鄭時期（1662～1683）亦尚未將基隆劃入疆域範圍。

基隆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初經「西班牙滬尾雞籠長官轄區」（1626～1642）統治，直至西元一六八三年，施琅滅明鄭後，滿清皇朝始派員經略台灣北部。噶瑪蘭通判姚瑩所著《臺北道里記》（一八三二）、池志澂所著《全臺遊記》（1891～1893）均無記載六堵之事。

後續之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古戰場，亦僅於基隆紅淡山、新北市四腳亭月眉山一帶；一八九五年日清戰爭路線雖途經六堵，然自日軍攻陷基隆獅球嶺砲台至入台北城期間，毫無任何戰鬥紀錄。唯《法軍侵台檔案》之〈欽差大臣左宗棠咨呈請代奏臺灣月眉山暖暖失守情形電稿〉、〈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咨報臺灣月眉山暖暖失守情形〉等記錄中，載明：「一由月眉山直衝上大坑坡……楚、淮各軍血戰，自卯至未，士卒死傷約千餘；收隊退回五、六堵，軍械多遺失等情」、與「不料二十一日黎明，法逆分八路進攻，兇惡異常；我軍不能抵敵，退守六、七堵。其月眉山一帶並暖暖各處，均已失守。現在欽憲駐紮六堵，臺北現擬商辦守城事務」。

足見昔時僅為「退守六堵」，何來「居高臨下讓荷蘭兵吃盡苦頭，死傷無數」之事？倘若「口述歷史」未經多方比對前，便以碑文鐫刻傳世，恐貽笑大方！管見以為，該沿革碑文應更正為「清法戰爭期間，我兵一度集結於此處一帶，伺機反擊法軍……」或許較為妥善。

背向石壁倚護欄，遙望遠方，涼風徐徐拂面，牛群鳴叫於對岸。回想先民墾台，篳路藍縷，立正確之碑文以傳世，乃源遠流長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