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鈞毅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施明正因絕食，後續引發營養不良與感染去世，享年五十四。在他的身後，為台灣文學史留下的是一連串因政治斲傷、精神裂解使得文字變得猙獰的小說。

如同〈渴死者〉一篇：「聽說，他的死法，非常離奇，他在癩痢頭起床外出洗臉刷牙時，脫掉沒褲帶的藍色囚褲，用褲管套在脖子上，結在常人肚臍那麼高的鐵門把手中，如蹲如坐，雙腿伸直，屁股離地幾寸，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書寫政治犯，施明正有他獨到的見解──也是經驗──在他筆下經過冤獄，或被政治恐怖氛圍包覆近乎窒息的人們，不是如〈渴死者〉一般扭曲的堅決，便是如〈指導官與我〉裡，時時刻刻以「 國父」、「 蔣公」的訓斥，強調自己早被三民主義感化，過往不潔的政治思想早已清潔殆盡，現在的「我」是最潔身自愛的時期。

──自我審查是趨吉避凶的最後手段。

這是施明正小說裡傷疤處處的陳跡，亦是他自身在恐怖後倖存的經歷：「心靈的殘廢者，這一標頭對我這個豬狗不如的廢人來說，還算是高攀。」會有這樣的心態，和施明正於一九六二年因「亞細亞同盟案」受四弟牽連而入獄五年有關。

出獄後的施明正，憑著家傳的推拿手藝，於台北開設了推拿診間，但這五年歲月，使施明正從原先酷愛藝術文學、嗜酒、性好美麗女子的浪蕩子，徹底地內縮成了在診間懸掛蔣經國肖像，且「每有病患稍露眼色，他就直言蔣總統是我的老闆，他掌控我們的生死」這般「卑微恐懼的處世態度」（施明雄語）。

已經進入「自我審查」高原期的施明正，將他的精神狀態寫成小說，那些狂言譫妄一般的口吻，直直地刺進了小說的構成美學之中。想要躲避的苦難無從躲避，想要遠離的恐怖無從遠離，施明正一方面書寫以傾訴，另一面又因書寫再次置自己於險境。如鍾肇政〈施明正與我〉一文曾提及：「〈渴死者〉得了吳濁流文學獎，還有某君代表某單位向我表示『遺憾』。」這句遺憾著實耐人尋味，但於一九八一年以〈渴死者〉獲吳濁流文學獎佳作、一九八三年〈喝尿者〉獲得正獎的經歷，興許是施明正在小說書寫的路上少有知音圍繞的時刻──因為一九八四年，《島上愛與死》這本小說集，即收入查禁之列。

施明正略歷如此，而其因絕食而失去生命的最後結局，更是一則巨大的諷刺──時值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距離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的解嚴日，已經一年有餘。

但政治犯與思想的苦難仍未被解開。

即使政治上已逐漸迎向新鮮空氣的時刻正慢慢來臨──「八○年代作家作品的第一個特徵就在於普遍不承認任何威權式的思想枷鎖。」這是葉石濤評論八○年代作家的用語，藉以觀察黃凡、張大春、朱家姐妹、袁瓊瓊、李昂、蘇偉貞、林燿德等人，或可明白葉石濤的說法──八○年代的女性作家在「出走」與否的性別協商之中，尚在與呂正惠一九八八年嘗試總結「閨秀文學」的抑詞抗衡；另一方面，從政治面出發的政治題材小說，如張大春一九八九年出版《大說謊家》狠狠地挖苦諷刺了作為樣板的李登輝，其後尚有如汪笨湖等人以不同的角度展開書寫；再來，還有一九八○年代恆常為論者提及，西方理論引入台灣，新品種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提供了文學的另類視野，「後現代」成為時興的名詞，在現代詩場域與小說書寫各有擁簇者──但是，這些看似隨著中華民國解嚴前後政治空氣丕變，逐漸多元、漸趨萬放的文學解嚴，如施明正這樣的小說家，仍難以在「檢查」的制度與風氣中存活下來。

葉石濤的觀察便成為了施明正文學中的噩夢：八○年代作家作品的第一個特徵就在於普遍不承認任何威權式的思想枷鎖──對施明正而言，一切正好相反，他的小說想必也是多麼渴望能有「不承認威權枷鎖」的可能；現實留給他的卻是情治機關的人身騷擾，以及林宅血案等政治事件的巨大恐怖。在他的小說中時常存在的「 國父」、「 蔣公」等盤桓於精神上空的巨靈，他僅能在小說中，以偏執的順從與扭曲的信賴，徒勞地規避檢查，同時又期待敏銳的讀者有朝一日能發現這種狂信別有隱情。

本該是煥然一新的一九八八年──解嚴後的第一個年頭，也是台灣文學史上小說走入「眾聲喧譁」前夕的時段，卻還是有一個小說家，似乎沒有那般運氣能聞到嶄新自由的空氣，不幸地，延續著他遭遇到的政治苦難，在衰弱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