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平

2017年6月底我來到柏林，參觀了「恐怖剖析圖」文獻中心 （Topographie des Terrors；圖一）。該地於1933至1945年期間曾經是納粹祕密警察（Gestapo）及黨衛軍（SS）的總部。文獻中心展示納粹在二戰期間的罪行。我在此看到納粹軍官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年輕英俊的相片（圖二），以及文獻中心敘述他屠殺猶太人的罪狀。

1930年代的納粹討厭猶太人，卻不知如何處理，最初焚燒猶太人的書洩恨，最後演進到「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亦即集中營大屠殺。海涅 （Heinrich Heine；1797－1856；圖三）在1821年的書《Almansor: A Tragedy》預言了這個過程：「一開始會燒書的人，最後會殺人 （Where they have burned books, they will end in burning human beings）。」

許多德國軍官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艾希曼，怎麼會有如此殘暴野蠻的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一本書裡敘述故事如下：艾希曼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將上百萬猶太人送上死亡集中營。戰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 年，以色列特工綁架他，送回耶路撒冷審判。艾希曼說他無罪：「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我從來沒有殺死過任何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

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希特勒「最終解決方案」的職務，他扮演的角色是偶然的，因為任何人在他的位置上都會做相同的事；以此推論，如果他有罪，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會有罪。他的辯解當然不會被接受，仍然被制裁，只能說：「孽造於人，罪還自受。」

1961年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圖四）來到耶路撒冷，採訪艾希曼的審判過程，在《紐約客》上發表文章，說出了名言——「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她說：「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 （Thoughtless）。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令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大規模犯下的罪行，其根源無法追溯到作惡者身上任何敗德、病理現象或意識型態信念的特殊性。作惡者唯一的人格特質可能是一種超乎尋常的淺薄，是一種奇怪的、又相當真實的「思考無能」。她說：「這種脫離現實與缺乏思想能力，遠比潛伏在人心中所有罪惡的本能加總起來更可怕，這才是我們在耶路撒冷應該學到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