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閔旭

就在解嚴前一年，出生婆羅洲的小說家李永平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吉陵春秋》，豎立台灣現代派小說發展豐碑，亦標示一個時代的結束。

一九八六年，時值解嚴前一年，越過這一年，台灣將不再是乾淨明亮的地方。

「不再乾淨明亮」當然是諷刺的說法。從後見之明來看，台灣解嚴以後社會亂象激增，犯罪率拔高，名嘴口沫橫飛，無論從哪一方面解嚴後社會都與乾淨、明亮的印象相去甚遠。不過，乾淨是好的嗎？守秩序是美德抑或外力恐嚇帶來的防衛機制？事實上，台灣戒嚴階段明亮乾淨的樣貌是政治高壓統治手段刻意塑造的假象，掃黃、掃黑、掃紅，愈乾淨，暗示台灣被抹去更多雜質、異議與社會多樣性；愈明亮，表示鋼刷和淚水已沖淡地上的斑斑血跡。

而就在解嚴前一年，出生婆羅洲的小說家李永平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吉陵春秋》，豎立台灣現代派小說發展豐碑，亦標示一個時代的結束。

李永平成長於英屬婆羅洲殖民地，這一位民族主義狂熱者自小收聽中國對海外放送的藝文廣播，一心一意盼望離開婆洲大地，回歸心目中的唐山。孰料，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截斷返鄉路，他因緣際會搭上鼓勵華僑赴台求學的政策，轉往台灣，將這座海東寶島視為抒發中國認同的最終寄託。

李永平文學事業自台灣正式起步，在台出版的第一本書《拉子婦》獲得的迴響不大，直至《吉陵春秋》方奠定名家地位。《吉陵春秋》講述一樁強暴案，小說家透過十二則短篇小說迥異的敘事觀點拼湊出少婦受辱現場及後續效應。《吉陵春秋》出版後深獲好評，入選亞洲週刊舉辦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也已出版英、日語譯本。這一本小說不但是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經典，更是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壇受到認可的重要指標。

《吉陵春秋》是台灣文學史上的複雜個案。小說家來自婆羅洲，一座飛蟲走獸爭相競走的熱帶雨林，這一本小說成為南洋浪子獻給中華文化最誠摯且情深的頂禮致意。《吉陵春秋》完成於李永平赴美留學期間，他在大雪紛飛的北美大陸宿舍，攤開稿紙，一筆一畫勾勒古意盎然的中國小鎮。這一本書揭開南洋華人最深層的身分焦慮：在離「文明」最遙遠的叢林深處，在「歷史」最不可觸的大河盡頭，他誓言洗去一切雜質，霸方言，廢番種，重鑄最純粹的方塊字世界。

聽起來熟悉嗎？清除「方言」，獨尊「國語」，將傳承正統中華文化視為唯一使命，不正是戰後台灣政府力行的文藝政策嗎？當小說家伏在案前，鑄煉純正中文國度，島嶼上的最高司法單位也一個名字畫去一個名字祕密掃蕩一切反對勢力，鞏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正統性。《吉陵春秋》這一本標榜由純正中文建構的紙上中國小鎮竟有不可思議的現實對應，小說家也許無意，但這一本小說在一九八六年這座威權體制搖搖欲墜的崩解前夕出版，已成時代的另類證言。

一個純正中文時代的終結。

跨越解嚴這一道政治分水嶺，當黑暗現實顯影，異質歷史湧現，台灣不再是乾淨明亮的地方，這無疑是好的，因為跨過一九八六年，這座島嶼終於可以公開討論烏暗暝裡消失的人，失卻的記憶，遭到罷黜的語言。

而南洋華人的烏暗暝故事呢？別急，再等等吧，年輕馬華小說家黃錦樹在一九八六這年仍是大一新生，才剛剛抵達台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