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鈞毅

當原本籍籍無名的黃凡以〈賴索〉一篇獲中國時報文學獎而成名時，是年年初，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年底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爆發。

「『我是賴索，我是賴索，』他結結巴巴地說，『我只想說，好，好久不見了。』」這是黃凡的短篇小說〈賴索〉中的一段話，出自於賴索終於「再見」到韓先生──一個「重歸自由祖國懷抱，參加反共陣營」的前台獨運動號召者──之後，被韓先生以「我不認識你！」回絕後的喃喃自語。

這句喃喃自語是台灣文學諸多作品裡頭，其中一次對歷史呼喊，卻只能聽見自己微弱回音的案例──在過去的歷史中，嘗試解決卻沒能解決的問題，會在往後的日子裡以變形後的面貌再次出現。

這個歷史問題的「新的樣貌」，便是：「鄉土文學」。

我並不是說，黃凡有意經營或處理鄉土文學的問題──而是要從另一種視野回過頭來思索〈賴索〉這篇小說的定位。

〈賴索〉表現了一個平民百姓與政治牽連上關係時的其中一種下場。選擇參予或不參予，都有他無從預見的困苦與磨難，小說並沒有給予任何人一丁點希望──因為小說提供的皆是生活感的細節──在生活的旅程之中，「希望」這個詞彙，有時終究是太過華美。一九七九年，當原本籍籍無名的黃凡以〈賴索〉一篇獲中國時報文學獎而成名時，是年年初，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年底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爆發。隱喻似地，剛好夾在一九七九年首年尾重大歷史事件之間發表的〈賴索〉，不特別訴求哪一種政治立場才是文本心之所向，只是指陳了一條在生活的波折當中，連「選擇權」都是奢侈品時，一個人如何在夾縫中被奪走了珍貴的時間。

被歷史步步進逼的結果，就是到了懸崖的邊緣，仍然沒有決定自己是否要跳下去的決定權；這也是「鄉土文學」曾遭遇到類似的處境。

鄉土文學所遇到的阻力，在於當時官方的文藝政策，以三民主義與反共口號作為號召，「中國性」被上綱成為華文文學的最大集合體時，鄉土文學便被視為可能引起「仇恨」、「煽動」與「分離主義」的文學傾向；但其實，無論是《台灣文藝》或《笠》詩社的文人，除了台灣意識的堅持之外，文學要能「現實」更是創作上的必要條件。然而，當正視現實卻被視為可能挑撥「仇恨」的危險因子，書寫鄉土成為其心可異的態度時，無論是主張統一的陳映真、或是強調台灣意識、後期致力於台語文推廣的楊青矗，在鄉土文學實踐過程中都被抹上了牢獄的陰影。

就此，我們回到文章開頭：鄉土文學究竟是哪個問題的新的面貌？

──同是一九七九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彭瑞金在《台灣文藝》裡這麼說：「被汩沒三十年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它的價值有獲得再認識的機會，三十年來默默的鄉土潛流終於爆發為七○年代的文學大震撼。我們不妨問一句：我們為什麼要沒有信心？創作就是最大的真實；文學的種籽可以埋藏很久。」這段話起碼有兩個重點必須注意：一，是「汩沒」的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二，是「潛流」的鄉土文學。這兩個修辭意味著「鄉土文學」在當時支持的論者心中所擁有的歷史資源與狀態──「鄉土」是被壓抑的題材、書寫的對象，而它其實是上承更早期的台灣文學資源，來自於日治時期那些作家曾經嘗試書寫過的作品。

將「鄉土文學」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串接上來的聯繫，有其不足之處，卻也有其合理的因素：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以「寫實」作為文學的基本方法論，這種方法縱向傳承以下，鄉土文學作家接受到的文學資源（甚至創作者本身的經歷），便與當時的「寫實」方法抱持著近似的態度──「回歸現實」，讓文學回歸到眼前這片並不如想像中幸福的現實，把疼痛挑明了放在文字當中讓讀者看見，在自己生活之外的其他人生活，擁有著更多種痛苦的可能。

那一個在不同的台灣小說裡被不停呼喚，卻始終毫無回應，只有呼喊者自身回音的「問題」──我以為，就是從日治時期以來一直沒有被妥善解決的，「現實」問題：從台灣本身的生活、環境、政治問題出發據以寫實的文學，不管在日治、或國府遷台後的戒嚴時期，始終都被官方帶著敵意的眼神對待，而在巨大的歷史事件變遷之後，從台灣出發的寫實文學又將在不同政治的宣傳口號之下，逐漸地隱沒，間接導致了這一段本該屬於台灣人本身的歷史目光，被強迫成為了遲遲未能償還的歷史「債務」。

黃凡的〈賴索〉對曾經台獨，爾後歸台響應「反共陣營」的韓先生翻臉不認人的自語，代表的是小人物在政治之中無足輕重又身不由己的徒勞，〈賴索〉在統獨之外、在政治之外對個人處境的提問，顯得具有「不碰政治」的潔癖（畢竟是在訴說平民與政治之間的悲慘遭遇）；〈賴索〉當然與鄉土文學的關懷大不相同，但他嘗試面對現實的態度，是我以為兩者之間仍然有著一條被歷史緊緊絞纏在一起的紐結：遲遲未能清償的歷史（寫實文學）債務，讓台灣文學不停地被迫從不同角度，反覆問著古老的問題──我是誰、我的歷史在哪裡、我又要到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