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訥

時針才剛喀嚓卡住六點三十五分，酒會噪鬧聲就轟轟淹上來，淹過面色煞白，後腦杓磕在磨石子地上的胡適。立在他身旁的凌鴻勛、錢思亮，慌亂伸開的手臂，終究來不及接住他驟然向後傾倒的身子。

一九六二年才剛起頭，胡適就死於中研院百人酒會上。搶救都是徒勞，心臟病是老症頭，纏了幾十年終於將他撂倒了。

可有人說胡適是給氣死的，因為李濟在席間提起了關鍵的二十五分鐘。

關鍵二十五分鐘的發生，要倒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舉辦的「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胡適受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邀請，作開場演說。他以英語朗朗發言，題目〈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是籌備委員會給的，胡適自嘲，這回委員會鐵定是要他做「魔鬼的辯士」，說不中聽的話來讓人推翻。

這場譏諷東方文明的演說稿，由徐高阮翻譯，十二月一日刊載於號稱「不按牌理出牌」的雜誌《文星》。論點並不新，三十五年前他就讚頌過西方科學與近代文明，這一年，他只再次強調學習西方現代文明精神性之必要，並且雙手一揚，大咧咧潑翻東方古老文明大碗裡剩餘的精神價值。

文化戰場上，胡適是老手了。不過，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演講稿所點燃的燎原野火，蔓延之遠，大概超出他的預期。他在寫給親密伴侶韋蓮司的信裡埋怨過，這種比西方更西方的立場，注定讓自己腹背受敵。

時間會說明一切。這不僅僅是一句敷衍安慰的套語，往另一處想，胡適演說的時間，只晚了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等人一九五八年聯合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三年。三年來，台港知識分子還受新儒家的鼓舞，在夢中古窯裡燒出來的中國文化瓶子，漆上民主科學的新花樣。

時間會說明一切，不遠處已經傳來中西文化大戰鼓聲點點。早演講一個月，被視為「西化派」的居浩然就在《文星》發表〈徐復觀的故事〉，砲火猛烈，回擊徐復觀對他的抨擊。胡適在十一月堅持「充分世界化」無疑是火上澆油。徐復觀不甘示弱，十二月立刻寫下〈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併把胡適納入射程範圍，譏嘲他在東亞科教會汙衊中國文化，是基於自卑心理，向西方人賣俏來掩飾無知。

一九六二年一月，胡適的頭像浮上《文星》封面，胡秋原接棒，在該期以〈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評價胡適的西化論，他以「超克」的言說策略，在「西化派」與「傳統派」之上另闢一條折衷的天橋：不同文化本質大同小異，如果有一方在飛躍的途中磕碰而延遲，那也是外在條件使然。胡秋原高舉西方文化同樣有爛蘋果的立場，顯然衝著胡適批評東方纏足、種姓與宗教迷信而來。只可惜，他一開始踩出的折衷路線，因過分投入批評胡適的個人事業，沒有往文化更內核之處走去。

至此，單兵集合，傳統派、西化派、超越派歸隊，以《文星》為最初的戰地，筆槍紙砲。其實，類似的論戰二○年代就已經在中國鬧得風生水起，隨即被隆隆戰火掩去，像潛行深海的上古神獸，能量蓄滿重新登島，尾鰭一甩，攪動出一波海嘯。

一九六二年的紙上論戰，以月為單位，倒也足夠參戰者蓄積戰力，投擲出重磅炸彈。二月一日，二十七歲的李敖才剛在文化圈探頭，一出手，就以文化醫生的姿態替古往今來的中西文化論者診病。一篇發表在《文星》的檄文〈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接續他在前一期〈播種者胡適〉，替胡適助拳，又把「全盤西化」推向極致的立場，一下子羅列十一種病徵，點名四十幾位前輩，從中體西用病到了中西大團圓，從徐復觀、唐君毅、錢穆的「復古派」批到了張君勱、胡秋原的「飛躍的未來主義」。醫生開出藥方，文化是容不得買櫝還珠的整體；要治落後的病，哪能中西藥兼服！在李敖的方子裡，建設文明國家的工程必須全面，不能與經濟脫節：「我們要奏工業社會的迎春曲，不能依賴農業社會的舊琵琶。」診斷書寫到了最後，李敖點燃的不僅是中西文化論戰，更是一場年輕人在新世界擴充機會的世代戰爭。

在李敖尖刻的唱名中，被刺穿的不只信念，更多自尊。周若木緊接著發表〈論中西文化問題〉，譏笑李敖是「胡適的鸚鵡」，莫辛更指出李敖與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穿著同一條褲子。烽火從胡適身上燒往李敖，四月他又在《文星》發表〈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徹底激怒胡秋原、徐復觀、葉青，居浩然等人，陳鼓應則陸續加入李敖的陣營搖旗，互揭瘡疤，此後傷害一發不可收拾。而《文星》的固定撰稿人，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在這場征戰中的面孔隱隱透顯。他的角色又會是什麼呢？

有人說，六○年代的中西文化論爭在李敖發動攻勢後才正式開戰，最終在人身攻擊中不了了之，沒有留下太多往文化、現代化內涵挖鑿的痕跡，也未曾解決國家現代化問題。然而，中西文化論爭的觸手彷彿從一九二○年代一路伸向一九六二年，又彷彿將在未來轉型困難的每一刻，挑動島民焦躁的神經。

暗夜的中研院裡，老院長或許還藏著沒說完的話，未了的心願，幽幽徘徊。而年底，郭良蕙《心鎖》已經迅速累積三版，更大的風暴，才正要翻越遠方的山頭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