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允元
一四一年十二月第一個日曜日早晨。當混著水花與火光的黑色燃煙，在太平洋中一座名為「珍珠」的軍港翻騰而起，從此，不絕的戰火，便沿著航道在島與島之間迅速蔓延開來。而位處日本國境之最南端的台灣，也以眾人口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艦」之姿，屹立於日軍南進航道的最前線。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很快的，時間來到一九四二年。

前一年六月閣議通過的「台灣志願兵制度」，這一年正式在台灣施行招募。通過的翌日起，《台灣日日新報》上幾乎每天都有志願兵相關的報導：各種演講會、座談會在全島各地密集展開，得到台灣青年熱烈的反應，紛紛發起各種連署志願活動，甚至有人以血書表達希望能被早些採用。

特別在一九四二年，加入「志願兵」成為台灣青年間最熱烈、也是最熱血的話題。儘管是官方的宣傳報導，但也不難想像此時作為南進基地的台灣全島，瀰漫著濃厚的軍國色彩，包括孩童下課間的遊戲。同年正月《文藝台灣》刊載的小說〈「尺」的誕生〉，即如此寫道：「附近的日本人宿舍區裡，常可以看到一群彷彿是從玩具店冒出來的小小軍隊，繼之，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兒童也跟著流行起來，一時，到處都充滿『軍國』的情調，這些赤腳的小兵，每天都在玩打仗遊戲，勇敢地攻擊衝鋒。」

這篇小說的作者是周金波（一九二○—一九九六），一九三三年基隆公學校畢業後赴日，入日本大學附屬第三中學；後就讀日本大學專門部齒科，同時參與東京的小劇場活動。一九四一年三月即將畢業之際，從東京寄稿他的第一篇小說〈水癌〉，發表於西川滿（一九○八—一九九九）主編的《文藝台灣》；同年九月，時已返台的他在同一本雜誌發表小說〈志願兵〉，回應閣議甫通過不久的即將在台灣實施的志願兵制度。這一篇小說，讓周金波入選了一九四二年舉辦的第一回「文藝台灣賞」，成為一九四○年代初登文壇的本島人小說家中最被期待的一位；然而也正是這篇小說，讓他在戰後長期背負著「皇民作家」的罵名──儘管他從不為自己辯解。

前面引述的〈「尺」的誕生〉，是周金波的第三篇小說。小說的主角，是就讀於公學校的小男孩吳文雄。他時常在腦中描繪著「皇軍進擊圖」，並自命為「大將軍」，揮動棍子作指揮刀領著他的三名「部將」──「白猴」、「Abura」以及「痰壺」──衝鋒。自命「大將軍」的吳文雄看似意氣昂揚，然而他始終繃緊的纖細神經，卻異常在意著隔壁日本人的「小學校」傳來的聲音、投來的視線。它們如一把銳利而冷峻的尺，硬硬地橫在他那單薄的胸臆、稚幼而又好強的小小心靈裡。

「大將軍」吳文雄並不滿意他的部將們。「Abura」總是慢吞吞，「痰壺」意見太多，而「白猴」被逼到走投無路時，竟模仿電影《火燒紅蓮寺》放起了「劍光」。

隔壁「小學校」的衝鋒，發出的可是爽利的「噠、噠、噠、噠」的機關槍聲呢。

某日上課，老師突然不喊他「Go Bunyu（吳文雄）」了，而是更日本式、更親切的「Fumio」。這讓他興奮得血液都像在倒流。「一定是自己有著與眾不同之處」，他心想。

但這不過是因為班上有另一位同學名字同樣讀作「Go Bunyu」罷了。每次不是兩人一起應聲、就是兩人都不做聲。這讓老師有些困擾。

課後，他與玩伴們到港口看停泊的軍艦。他暗自希望藉由親近士官，讓自己被當成是日本人。但這樣的幻想，在一名「小學校」學生路過之後便破滅了。

對方冷淡的眼神裡，絲毫讀不出那樣的訊息。

小說中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原本意氣昂揚揮動著指揮刀的「大將軍」吳文雄，不斷地往自己的內心裡退縮，在不眠的夜裡重演著白天的矛盾，終於只能站在自己的陰影之中，以那把看不見的尺自我凌遲。父親要他插班「小學校」，他欣喜若狂，卻沒有勇氣；然而回頭一望，「大將軍」的位置竟也被時常與他意見相左的「痰壺」取代了。小說的最後，周金波寫道：「他再也沒有自命大將軍而意氣昂揚的勇氣了，再也不敢模仿了。從那之後，他變成了『旁觀者』，習慣於站在圍牆邊靜靜參觀『小學校』兒童所展開的打仗遊戲」。

在熱血澎湃、積極奮發的戰時氛圍裡，這一篇小說卻相當的內向、自省。望向他人的眼神，最終都變成了他人的眼睛，冷冷地打量著那個永遠不符合標準的、自己似乎也並不那麼認識的自己。

有學者說，小說中的吳文雄長大之後，便會是在〈水癌〉中登場的那位矢志要醫治同胞心病的牙科醫生。但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一九四二年吳文雄已是一位青年，他會毫不猶豫地，和兒時的玩伴一同報名「志願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