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棣

我基本上覺得電影是一個跟社會互動、跟生活互動、跟你整個國家的情勢、你的文明程度等等互動的。

在二○○一年這一整段時間，台灣電影最低潮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幾個年輕人仍然在做「純十六」，而我們在那個最低潮的時候，很多時候是非常受打擊的。譬如說你去看你的電影上演，就像一個笑話一樣。我記得我在戲院對面吃冰，老闆說：「你在看什麼？」我說，「我的片子上映了。」他說，「國片啊！那沒人要看，要看就看錄影帶就好。」

我們經歷的就是這樣的時代。可是我感覺那個時候，我身邊不管是前輩，或者是年紀小的，沒有一個人說因為票房不好，就不想（拍電影），沒有。我們依然覺得不然試試這樣做，不然那樣做，做各種形式的努力。而且我覺得那個時候剛好是紀錄片也比較有作品出來，然後動畫也是，那個力氣一直在。

這一段時間的好萊塢大片很多，大家都非看不可的，而且那個時候開始講究電影院的音效，常常去電影院看國片的時候，前面預告啊很震撼，然後一開始播國片，好像整個氣勢小了一半的樣子，我們沒錢去做那些。所以就變成有兩個極端，要看娛樂片就去看好萊塢大片，要看藝術片、得獎的片，那時候金馬影展也推一段時間了，也是會去看國外的。如果是台灣的電影，就會覺得那我等錄影帶就好了，反正它的音效也沒有很好，小小感動的故事何必花那個錢。

有人說電影一定是商業行為，可是我覺得它的本質光是商業行為不足以概括的。因為我覺得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開放，會讓年輕人想拍的東西、創意上所關注的事情，會愈來愈不一樣，這是很重要的。

這一段時間，我感覺到想拍電影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出路，就是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它開放很大的空間給創作者。我記得那一段時間前後，我們一起組導演創作聯盟在衝撞的時候，也就是很想跟這些責怪導演的片商說，其實你不能只是罵導演拍片沒票房，電影的特效、演員的培養，都要不斷地下功夫去努力才行，而且電影公司也不敢投資，不是嗎？

那時候還好有「人生劇展」成為很多導演可以盡其在我發揮的地方，如果再加一點錢拍長一點，再出個拷貝，或許就可以變成一部電影（當時用這種製作模式操作的電影，製作費幾乎都在五百萬以內），我覺得大家就是此起彼落一直往前走。

（摘自《我們這樣拍電影》，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王小棣

橫跨電影、電視，獲得金鐘獎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片肯定，帶出很多年輕創作者和優秀演員。一九九五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飛天》，一九九七年推出台灣本土手繪的長篇劇情動畫《魔法阿媽》，二○○四年為兒童議題製作了電影《擁抱大白熊》。二○一四年獲得國家文藝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