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浩偉

——在這個文學發展仍舊平靜無波的年代，卻有一個人悄悄地結束了屬於他的時代。他是籾山衣洲。

一九○四，沒有什麼劇烈起伏的一年。

二十世紀剛拉開序幕，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未滿十年；如今人們所熟悉的新文學，仍舊在暗中醞釀，要再過十數年才可見得一絲曙光。但是，在這個文學發展仍舊平靜無波的年代，卻有一個人悄悄地結束了屬於他的時代。

「屬於他的時代」，是一個稍微含糊的說法。事實上，他並未開創什麼，也沒有領導什麼，可是，如果當初沒有來到台灣，勢必不會有這樣的舞台——文學的舞台，也是政治的舞台。

他是籾山衣洲。

明治以前，江戶時代的日本，在正式場合所用的文書用語，是漢字文言文；而賦漢詩、作漢文等能力，則被視為一種高級素養，象徵著階級地位，是最珍貴的文化資本；就連進入明治（一八六八）之後，即便日本舉國維新西化，但文化上卻反倒出現了漢文學的隆盛，整整持續了二十年；是要到明治二、三十年之後，漢文學才開始慢慢式微。

而衣洲出生於江戶舊時代，自然有一身自幼習得的漢學素養，能作詩為文，年輕時已在日本漢詩壇出頭，不過名氣甚小，又離權力核心遙遠，只能憑著識字寫字，當個小記者勉強餬口度日。一八九八年，衣洲四十歲，獲邀來台灣這個新殖民地擔任《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之後，他與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結識，受到禮遇，成為御用的文藝顧問，至此，才晉升權力核心。

籾山衣洲是怎麼得到這樣的機會的呢？回顧歷史，從政治的觀點來看，站在台灣的角度，成為殖民地，自然受到日本帝國的宰制與剝削，也曾有許多無情的鎮壓與殘殺，是一段不可遺忘的血淚教訓；但是換個觀點、換個角度，情況卻會變得有些微妙。

先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當時剛被納入版圖的「外地」台灣，既尚無建設發展，且氣候環境相異，又仍有諸多動亂抗爭未平，其實，是毫無吸引力了；而那些「願意」來台灣的日本人，實際上也多半是在「內地」沒什麼出息，甚至走投無路，才會想要來這個未知的新天地一搏。另外，若從文化的觀點來看，那個時候日本國內的文學與文化發展，漸漸開始拋棄過往那種凡事以中國為尊的觀點，轉而關注西洋、關注自身與在地，變動十分劇烈；但是，在這劇烈的變動裡，卻也有許多習慣了舊時代的人們無法成功跟上新時代的腳步，只好空守著滿腹漢文學素養，卻逐漸失去揮灑的舞台。

——對這些人來說，新成為帝國版圖的台灣，無疑是一個可以重新揮灑自身文化資本的空間。

弔詭的是，他們來到台灣，雖然多少沾染了大日本帝國那時強盛的氣勢，或是有著愛國情操，但或許並沒有抱持著太大的統治者自覺；可是，卻在他們揮灑自身文化素養的同時，與總督府的統治手段結合，而成為懷柔政策裡的一部分。

這就是籾山衣洲受到賞識與重用的背景了。兒玉源太郎為了懷柔統治，模仿中國傳統的鄉飲酒禮，於一八九八、九九年，在台北、彰化、台南等地舉行了饗老典，更於一九○○年舉辦揚文會，以文化活動拉攏台灣當地仕紳。活動中多有交際唱和，此時便需要籾山衣洲，來發揮他豐富的漢文學素養。

除此之外，兒玉在台北城南蓋有一棟別墅「南菜園」，他讓籾山衣洲住在那裡，之後，漸有許多文人往來，南菜園成為吟詩作對的傳統沙龍，衣洲也因此成為當時台灣漢詩壇重要的代表人物。

傳統漢文學與殖民統治，便彷彿一體兩面——或許不是為了統治，但卻不能說跟統治無關，反之，或許不是為了文學，卻也不能不說是文學。它比新文學那種強烈鮮明的抵抗意識來得複雜難解，很難說其中有完全獨立的文學藝術性，卻也不能一概抹為統治手段與殖民妝點。這是殖民情境的難題，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反覆出現的旋律，在衣洲之後，仍舊繼續上演；甚至到了今日，也仍以美學與倫理的難題，考驗著研究者與讀者。

——但那是大的時代。

台灣這個舞台上，殖民者，被殖民者，傳統文人，再不久新知識分子也要登場了；可是籾山衣洲個人的時代，在一九○四年，隨著他失勢，離開《台灣日日新報》、黯然回到內地日本，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