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一九九七年，文建會啟動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工作時，我是計畫主持人，製作小組名錄上的職稱是總編輯，從一九九六編到一九九九。當年的編例是我訂的，除了參考柏楊主編的《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中國文藝年鑑》、《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中國文藝年鑑》、《一九八○中華民國文學年鑑》，我還看了台灣當時已經出版的各種年鑑和年報，大陸出版的文學年鑑也看了一些，一心想著的是如何把上個年度的文學表現記錄下來，且有初步的評述，因之而有「綜述」及「記事」、「人物」、「作品」、「名錄」的基本結構，環繞著文學，名錄求其詳備而準確，人、事和作品有選擇的問題，並有略述，綜述含創作和評論；其後容有些變化，大體不出此範疇。

我記得《一九九六台灣文學年鑑》出版時，柏楊感慨萬千，他沒提最早的二本，只說一九八○年以後如果沒間斷，十五、六本擺在架上，何其壯觀啊！所謂「壯觀」，當然不只形狀，而是歷史的積累所形成的深厚的人文景觀；遺憾已造成，但「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一九九六年以後，路途雖然波折，幾易其手，總還是一年一年編下去，這一年一本的台灣文學年鑑，證明我們的文化一點都不淺碟，它既廣且深。

這其中，二○○○年的年鑑是第一次易手，當年的新政府的文建會訂了一些規則，如此嚴肅的史料工作，竟然交給一家公關公司去執行，沒有累積，欠缺學術能力，其結果可想而知。接著，年鑑由靜宜大學台文系接手四年，二○○五年的年鑑回到台文館，成為常態性業務，其中純資料性的部分委託文訊團隊協助，然後逐漸增強自主性，現在已差不多全部自理了。

二○一○年十二月出版二○○九年年鑑的時候，我已到台文館承乏館務，執事同仁建議館長擔任總編輯，我很高興能再度參與其事；二○一四年一月底，我卸下館長一職，同仁還是希望我持續參與年鑑工作，我義無反顧。思前想後，快二十年了，看著台灣文學年鑑成長，想到自己能為它略盡棉薄之力，甚感快慰。

我想，在年鑑的實際編務方面，要綜述哪些文學的類別？要綜述哪些研究或評論的範疇？規畫的本身就表現一種視野、一種格局，而綜述是必須有識見，有概括能力，也許太逼近當下，不易看得清楚，但任何時代都有其局限性，面對歷史，我們必須謙卑。至於如何選出年度焦點人物？又如何特寫之？對於辭世作家，我們又如何為他們留下筆耕一生的身影？在過去的一年，哪些作家出版了一些什麼樣的文學書？都可以不斷地檢討。如今平面媒體逐漸式微，創作文本發表的空間日愈窄狹，但猶有不少啊，更何況新興媒介已能提供文本活動空間，在想法和做法上，我們都不能墨守成規。

這其實已不單純是文學史料的工作，不說選擇的本身已是一種價值的判斷，述而不評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們還是要虛其心，有容乃大，而且必須檢討改進，也許可以利用台灣文學年鑑編纂二十年的契機，規畫一場研討會，邀請文學史料工作者、文學史家、文學研究者，甚至歷史學家，共同來檢視我們做得怎麼樣，為可大可久的文學事業走更正確更長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