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生活，無時不在做的事情，幾乎都是「可」與「不可」的自動化流程，若不是大師指出：「對於人才的判定往往根據做人能否分辨善惡，看一個人對事情說可或不可的原則。」我們真沒想到這些「可」與「不可」是在反映已經習慣成自然的「本心」。

「可」與「不可」有時是對主觀世界的認定，就是對自己的判定決行；有時是對客觀世界的認定，也就是對別人或大我的否定或肯定。

孔子曾於《論語．微子》篇中說自己採的是「無可無不可」原則，乍看像是與大師立場不同，但仔細品評，其意境義理完全與大師一致，那是孔子根據幾位節行超逸的「逸民」，所作的品評。第一種是不願折格辱己，遇到理想的君（民）才願意出仕的伯夷、叔齊；第二種是雙雙在魯為官，外表屈從合世，可是言行卻能堅守中道的柳下惠、少連；以及第三種隱居幽處，維持清高，不談世務的虞仲、夷逸；他們這幾人，都有固定原則。相較之下，孔子自認為行止出處跟他們不同，他不堅持進仕，也不堅持退隱，做官或不做官「唯義所在」，所以說無可無不可。

孔子的「無可無不可」，就是大師所講的「可與不可的出發點是良心」：凡是善事，都講「可」。凡基於良知說「可」的人，通常是「肯得與人為善，肯得從善如流」的人。

此外，紅樓夢上也說過寶釵之母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這裡的意思顯然與孔子和大師完全不同，這正是一般人極容易誤會混淆的地方。固然薛姨媽在賈府本是作客，理該客氣而「無可無不可」，其實，她的性格也可以說是道地的世故主義，這類人的「可」與「不可」不在於是非，而只問會不會得罪人。一般而言，只求不得罪人或討好人，純屬自私自利的盤算，與大師所說的出於良知「主動的服務性格」是南轅北轍的兩回事。也並非「助人爲快樂之本」，而是「助人爲計較之本」。敢於「官僚、打官腔」，都是盤算過利害以後的可不可。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離婁下．二十三）凡是拿取人家東西或給與人家東西，若有正當理由，出發點是「慈善」，就是仁惠或領情，若沒有正當理由，出於「私利」盤算，就是貪汙或索賄。另外，出發點是「義」的「死亡」，是大勇、是犧牲。但沒有正當理由，糊裡糊塗地枉死，就完全沒有價值，也無義勇可言。

像這樣的「可」與「不可」之間，我們通常都一定找得到「理由」或是「藉口」，最後我們怎麼決定?仍然要靠本心的善良加以取捨。

對自己權責人格「可」與「不可」的取捨，是屬於主觀的判定決行。

孔子另外也說過：「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論語．子路》) 君子人很容易共事，但是很難取悅他；小人則剛好相反，你很容易取悅他，卻很難共事。二者對比：君子做事「可」與「不可」的原則是大公無私，只要守住這個原則，把事做好，上下一致，很容易合作。可是小人的想法可就複雜多了，他「可」與「不可」的顧慮隨時在變，情緒重、成見深，翻來覆去，隨時在變，所以共事很難，而且嗜欲多，所以取悅討好他比較容易，可是別高興太早，因為小人用起人來，決不像大師的原則這麼簡單，做人能分辨善惡有服務性格即可，小人用起人來，他的要求是吹毛求疵，不準犯錯的。

對公事他人「可」與「不可」的取捨，是客觀的判定決行。

如果對於無可無不可的小事，執著牽念，氣急敗壞，就有可能因小失大；如果關乎名節是非，卻含混瀟灑，不可而可，更可能使人生一敗塗地。猶記台師大汪中教授有一幅字，云：「生活的情趣，以無可無不可為依歸；生命的原則，以不得不然為依歸。」正是大師所示的：人生要從積極面、向上、向前、向好去發展，不要朝負面的「不可」、「不行」、「不能」去想。

做人固然要有人緣，能夠和人相處，但絕不是和稀泥。大師指明，凡是善事，才都講「可」的。因堅持善良與是非而講「不可」，也符合大師「可」與「不可」的標準，因為大師告訴我們：好事要「可」，壞事要「不可」。

大師講：「可」，雖千萬人吾往矣！「可」的後面，要有承擔、要有力量。是文中我最獲益且服膺的。
王麗珍（台北／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