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民一九八五聯盟發起人、沃草有限公司執行長柳林瑋，因重大財務問題遭解職，進而引發關於私吞公款的爭議，我們因此在日前的社論中已有批評，並呼籲他應負起責任，向社會交代相關捐款的流向與用途。

作為知名的社運領導人物，柳林瑋並非在道德上起爭議的第一人。去年大選落幕後不久，一度宣布投入苗栗立委補選的陳為廷，就因隱匿過去襲胸的案底，被質疑不誠實而黯然退選。

綽號「台獨機關槍」的李柏璋，因而特別在臉書發文，希望柳林瑋能出來面對，別讓「社運」的名聲在台灣敗壞。然而，李柏璋自己在當兵時，曾因不實指控軍方迫害，後來由他母親出面道歉；日前又因偷拍台北市議員秦慧珠，同樣引發高度爭議。

這些年來，各種社運快速竄起，宛如一股時代潮流，尤其是被賦予「超越藍綠」的政治高度，以及「公平正義」的政治正確，更一度是無可挑戰的政治「特權」。所以，社運領袖雖非完人，卻不能逃避大家對他的道德檢驗。

回顧社運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中的角色，由於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限制了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與當局持不同意見者，只有藉著組織社會運動，來爭取更大的參政權。解嚴之初，社會初嘗開放滋味，各種社運更是風起雲湧，並多次衝撞既有體制。

社運無疑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有所貢獻。而當民主逐漸走到需要完善制度的階段，習於破壞的社運，如何更明確地定位，卻是一門重要的學問。首先，社運必須面臨的是代表性的問題。早年社運有揮之不去的革命色彩，認定自己是人民的帶路人，代表人民反抗政府，甚至奪取政權。但是，社運團體畢竟沒有人民的選票授權，而當今政府已經是通過全民直選的政府，社運團體其實仍只是「少數團體」，固然可能以較為激烈的手法吸引大眾注意，但在表達過意見之後，最後的決策還是要遵照合法的民主表決程序。

近年來，社運團體也扮演游說各種法案的利益團體角色，並特別強調「審議式民主」機制。所謂「審議式民主」，源自西方對代議民主的補強，認為人民在選出代議士之後，似乎就無從參與法案的審議，因此要求開放更多空間，讓民間也能參加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台灣的實踐，即是每次法案進行修訂時，會先舉辦若干場的公聽會，邀請相關專業的團體及人士與會發表意見。但是，究竟哪些團體及人士才算「專業」？顯然缺乏明確的判準。一些聲音大、拳頭大的社運團體，擁有一批「職業抗議家」，他們敢衝、敢吼、敢鬧，長久下來亦是一種壟斷政策制定的力量，進而形成排擠不同意見者的「黑箱」，其他平常還有固定工作的普通民眾，根本無從插手過問。

更注意的是社運與財團的關係。解嚴帶來的既是政治的開放，也是金錢與政治的快速結合。選舉需要大筆花費，財團正好藉此與政客互利結合，挖空國家。這是台灣多年來為人詬病的黑金，卻一樣存在於社運界，因為社運的經費仰賴捐款，政黨及政客便可用錢掌控社運團體，操縱他們發動政治鬥爭，又可迴避正常體制下的監督。

社運對民主的發展，既有正面也有負面，我們不必特別頌揚，當然也毋須刻意醜化。對於社運與民主的關係，顯然還須要更深入、全面的剖析，台灣的民主政治，才可能更穩定、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