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不僅僅開拓了眼界，也形塑出作家筆下的世界，台灣與日本，在曾經關係緊密的交會中，透過旅行與居住留下相互影響的印記。本文刊出日本文化評論者川本三郎與建築師光嶋裕介、台大社會系副教授李明璁暢談台灣與日本的自我認同。
川本三郎：在安平港都發現美
明治維新後，誕生了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第一代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鷗外等，他們的特色是向歐美文化看齊，如夏目漱石留學英國、森鷗外留學德國，永井荷風則自費前往美國與法國。這一代的作家對於自己身為日本人卻必須吸收歐美文化的這件事感到矛盾，在歐美往往也受到歧視，甚至因此得到精神方面疾病，這些優秀的知識分子當時面對歐美仍懷有自卑感，甚且發展為國家整體的自卑感而延續至今。
這樣的自卑感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獲勝後稍微獲得平復，重新賦予日本自信，之後文壇進入了第二代作家現身的時代，也就是大正時代的作家如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
比起明治時代作家的高度使命感、對「真」與「善」的重視，這個時代的作家則更憧憬「美」，也較有餘裕討論所謂的「美」究竟為何。有別於第一代作家師法歐美國家、無視在鴉片戰爭中落敗而漸趨沒落的中國，第二代作家則著眼於中國（當時也包含台灣），但並非為了吸收新知或學習效法，亦無視於戰爭時事，而是受到沒落中國的頹廢之美所吸引，也就是前述真善美中的「美」，其中最出色的，我認為是佐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
佐藤春夫曾到台灣旅行，故事則描述身為日本人的主角到了曾是貿易大港、如今已成廢墟的台南安平港，深受那樣荒涼的情調吸引，這樣的情懷即是大正時期作家對「美」的追求的展現，而這份「美」居然是在台灣荒廢的港都發現的，我實在很好奇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對這樣的小說會有什麼樣的解讀。
當時的台灣人也感受到日本人所帶來的現代性嗎？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作者：川本三郎
譯者：賴明珠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李明璁：遠離亞洲認識家鄉
川本老師所說讓我想到日本近代化過程中兩個重要的轉折，一個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另一個則是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川本老師講的兩個世代的日本作家，其實正呼應了這兩個轉折。
福澤的脫亞入歐論在日本打敗中國時獲得了驗證，此時日本人在意識上開始想像自己成為歐洲的一分子，而在被日本殖民後，原本身為中國移民社會、身處邊陲而擁有強烈中國認同的台灣，則逐漸產生一種完整的現代社會／國家的想像。
殖民初期，充滿了壓迫感與斷裂感，台灣一開始當然對此有所反抗，卻也逐漸感受到殖民在壓迫以外所帶來的現代性。初期因為抗日事件層出不窮，加上地理、氣候條件不利，統治台灣其實並不輕鬆，日本人當時決定保留台灣，與其說是經濟上的考量，不如說是在文化上意圖證明自己可以和歐洲人一樣是個好的殖民者，要利用台灣來展現足以媲美歐洲的殖民地統治力與現代化國家的一面。
現代文學受日影響大
對於當時的台灣作家來說，日本殖民有兩層意義，一來帶給他們透過文學反抗日本殖民的思想，但這樣的思想其實也是來自日本對歐洲各項思想的翻譯，意即日本同時扮演「敵人」與「師友」兩種角色，所以作家也逐漸發展出異於中國文學傳統、較具近代感的書寫。
受到西化日本的影響，當時台灣作家的作品一方面充滿了西方的現代感，另一方面則會出現抵抗殖民的精神。正如川本老師所言，大正時代對美的追求，對台灣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只是我們基於台灣的特殊性，必須把台灣作家反抗殖民的精神與追求美的意識並列討論。
至於岡倉天心所帶來的日本思想轉折點，是讓日本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日本人跟自己，以及跟亞洲之間的關係，儘管不是出於自己的鼓吹，但岡倉的理論形成後來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在政治上、軍事上的思想根源，至於美的層面上，日本在西化的過程中則仍保留了其亞洲性，並未因戰爭或政治上的挪用而扭曲。
時至今日，日本都還在脫亞入歐與亞洲感的認同中掙扎，這也反映在日本近代文學的發展上，在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也跟日本一樣在文學中大量討論「我是誰」、「我想成為誰」的認同問題，日本戰後文學在台灣的流行或台灣現代文學寫作的風氣，都跟日本關係密切，且一直在回答認同問題，一個世紀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人與台灣人。
移民社會的自我平衡
其實我也是因為遠離了亞洲才重新認識台灣與日本，小時候的教育不斷灌輸我們「我是中國人」，在一九八○年代結束以前，日本的各種事物都被禁止，當時的台灣年輕人其實是在「認同中國」與「嚮往美國」這兩個潮流下成長的。
我在一九九○年代第一次出國旅行，去了香港、新加坡跟東京，前兩者是華人社會，我理應感覺親近、在文化上有所感觸才對，但去了東京後卻感受到更大的震撼，當時的我無法明確解釋那種震撼為何，一部分是由於東京蘊含著西方性的高度現代化，此外又有一種奇妙的親近感。
隔年我到英國留學，正因遠離了台灣、亞洲，才發現如果想重新了解台灣，就必須重新了解日本。同時中國在一九九○年代逐漸崛起，與台灣形成了不同國家般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就像剛才光嶋先生所言，我也開始注意到很多台灣人因為渴望追求自己的認同感，又必須在強大鄰國的影響下找尋答案，於是朝向日本探尋這樣的典範。
可以說台灣在想成為自己的過程中有兩個他者，一是強大的中國，雖然極具影響力但我們不想成為那樣；另一則是我們希望成為的、認為現代化又有效率的日本，於是形成對中國過度負面的刻板印象，以及對日本過度正面的刻板印象，這兩種現象背後呈現的是台灣人探求「我是誰」、「我想成為誰」的心理運作。
幸好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來自西方的影響同樣深厚，於是西方介在過度負面化中國與過度理想化日本之間，達成了良好的平衡，這樣的平衡在台灣的文學作品中也看得到。
提到這個，我想分享我研究的台灣遊學生在東京的生活經驗，與日本遊學生在台灣的生活經驗。日本學生來台之前，對台灣的想像大多是懷舊，台灣學生去日本時，則對東京懷有高度現代化的想像。但當他們到彼此的國家住了一段時間後，日本學生便不再只是感到懷舊，而是發現與日本同步卻又有些不同的現代感；而對日本的想像多來自日劇的台灣學生則由於經濟考量，往往不會住在日劇中那樣繁華的地區，而是住在下町一帶，結果反而有機會接觸到日劇以外的、近似永井荷風筆下懷舊的東京，這兩組對照使他們對對方與自己的認同產生了照鏡子般的改變。
許多日本學生回國後，會產生一種對現代性的質疑，他們認為台灣的現代較沒有壓迫感；而許多台灣學生也因為在東京體驗到的懷舊感，而重新思考戰前日本對台灣的影響，同時對台灣自身的歷史產生興趣。
光嶋裕介：無法成為純粹的藍
就像剛才川本老師所說，日本文化大多是向外學習，東大過去曾邀請知名的英國建築師喬塞亞康德（Josiah Conder）開課；英國的女性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來到日本後也留下了旅行紀錄；而德國建築家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讚揚了桂離宮與伊勢神宮等建築的優美形制，才使得日本人認清這些傳統產物之美，儘管作家坂口安吾曾表示那樣的美感內化於日本人心中，不假外求，但日本確實往往必須透過外界的視線來評價自己。
我的雙親都是日本人，我則出生在美國，之後浪跡世界各地，如果以顏色來比喻，日本是紅色，那麼我就是粉紅色。而歐洲就像藍色，在柏林工作了四年的紅色的我，在藍色的環境裡慢慢融合成紫色。但愈是接近紫色，自己內心的紅色就愈明顯，我發現自己可能永遠無法成為純粹的藍色，於是決定回國。那麼我的根源究竟何在？
畢竟我生長於美國、浪跡在歐洲，或許是比較特殊的例子，但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往往必須靠他者的視線來決定，這一點我也是一樣。過去的日本在與中國的關係間尋求認同，現在的日本則在與美國的關係間尋求認同，那麼台灣面對日本時，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情形呢？
《建築武者修行》
作者：光嶋裕介
譯者：林書嫻
出版社：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