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邦友

不久前被稱為「大戶條款」的證所稅方案，以及富人稅，在國內吵得沸沸揚揚，這種向富人磨刀霍霍的徵稅方式，並非創舉，早在漢初即有。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是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石。然自商業興起之後，一些富商巨賈的收入之豐，連食邑千戶的「封君」都難以匹敵，《史記．平準書》中談到有些「封君」甚至還要向商人們「低首仰給」，一般的農民，更逃不過其掠奪肆虐。

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封建政權，先秦以來的一些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張重農抑商，並進一步形成漢初的政策氛圍。

西漢初年，漢高祖首對大商人徵收重額的「算緡」，即財產稅。未料商人大都採取不合作態度，設法隱瞞財產，後在惠帝時期中止。

武帝即位後，對外征戰連年，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入不敷出，於是在張湯、桑弘羊等人的建議下，恢復算緡制度，要求商業和手工業從事者申報自己儲藏的貨物資產，並分別徵收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六的資產稅。

有鑑於先前成效不彰，武帝在元鼎三年（西元前一一四年），下令「告緡」，發動天下平民告發逃漏稅者，獎勵額甚至達到稅款的一半。

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漢書．食貨志》記載，當時由楊可主管告緡，行動遍及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還沒收了大量私有土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逼得許多商人只好宣告破產。於是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之後，這項政策遂逐漸停止。

告緡行動像一柄鋒刃的兩面，在短時間之內便為漢朝國庫增加了大量收入，也減少了土地兼併，強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但殺雞取卵的結果，嚴重地打擊商人的士氣，終至阻礙商業經濟的蓬勃發展。

鑑古知來，現今引發唇槍舌戰，且莫衷一是的「大戶條款」，猶似算緡與告緡的新版，蓄勢待發的當口，也遭逢兩難困境的抉擇。

天平的兩端若過度單方傾斜，均可能造成厚此薄彼的災難，如何在富人利益及股市榮景間取得共識平衡，恐怕我們的財金官員得勞神思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