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佳怡

在搬家前夕接到了城市周記的邀稿，移動與文字共同行進，是新天地的預言。

打包時忍不住又數算了一次，這是第六次搬家，第七個居所。除去花蓮讀書時住過的兩間套房，光是台北我就有了五個落腳處。還記得第一次搬出來，被家裡顧慣的女孩深怕自己沒有存活能耐，租了一間極小公寓隔出的極小雅房。廉價中的廉價。整座公寓空間格局狹仄詭異，導致洗衣機得在室內公共空間的正中央，人人出入都得經過那隆隆運轉。我的對門雅房狹長，住了位與房形相襯的細瘦女性，長髮安靜，向人暴露的只有偶爾留開通風的房門，內裡滿是各式布偶，黃綠色系居多，有些留在我腦中的殘影長成仙人掌的形狀。

當時我在意她的安靜，現在回想，在意的卻是布偶豢養的塵蟎。難怪鼻子過敏的我當時痛苦，而原因並非（只是）另一個木板隔間室友總擱在洗衣機邊的灰舊洗衣粉。

是的，隨著移動與文字行進，新天地中的我總能發現自己再多了點尖刻，不多不少，剛好足以畫開時光中那些本來薄薄起霧的部分。

然而在那第一次離家的住房，在那回憶起來殘破幾乎等同傾倒的「新家」，唯一還起霧的是一個畫面：當時的情人與我初初建立關係，總同進同出，但一次出門我忘了鑰匙，殘破木門上的詭異門洞成了救命索——他攀上那巍巍欲毀的門框，矯健身形翻過消失，之後為我開了門——嘩啦啦彷彿綻放了新天地。然而我迷戀的是那消失，在那座黝暗並窩藏太多退卻與沉默的穴中，一個年輕健美情人的消失彷彿霧茫茫的青春結晶。只是他終究重新在門後出現了，光燦燦的，我也終究一次次搬到更好的家，並在新家敲打鍵盤的此刻，明白青春就是當時不懂在正確的時刻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