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總裁彭淮南指出，世界各國勞工薪資占GDP的比例逐漸下降，顯示減稅、企業降低成本等傳統思維這條路行不通。他強調，現代思維應是「工資提升帶動經濟成長」，企業必須把勞工放在第一位，盈餘增加時應拿出一部分給員工。

彭淮南的說法正切中歐洲經濟問題關鍵。希臘失業率高，接受歐盟紓困而採撙節措施，薪資停滯不前，侵蝕消費力。消費是經濟成長的主動力，因此同時壓縮了內需市場及對外貿易，使希臘繼續陷入經濟泥潭。力倡撙節措施的德國，也面臨國內反彈聲浪；去年十月德國火車司機大罷工，爭取加薪百分之五，並將每周工時縮短到三十七小時。

我國勞工過勞，且有年輕化趨勢；不只低薪階層，中高階主管也是高風險群。去年平均工時雖比南韓、新加坡稍低，但遠高於日本、歐美，比德國人一年更多工作三個月。台灣的工時高，實際情況可能更高於統計。許多企業採工時制，但人力緊縮，遇缺不補，在工作量相同情況下變成責任制，自動延長工時卻沒加班費。薪資倒退十多年，過勞加上低薪，使問題更嚴重。

有企業認為，薪資是市場機制產物，各產業、加薪條件不同，透過立法手段，尤其租稅手段鼓勵企業加薪，「容易造成市場扭曲」。市場機制是理想主義的經濟理論，實務上卻常被企業用於抵制加薪。

加薪促進內需，得有政策工具誘使企業去做。政府若幫企業減稅，企業會否幫員工加薪，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認為很難說。工商團體稱若經營獲利自會加薪，但去年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三點七四，今年預估再增零點四，為四小龍第一，企業應有所表態。

去年十月，倫敦八萬人參加「英國需要加薪」活動。美國雖經濟復甦，《華爾街日報》稱，但民眾仍無法「出手闊綽」，除非薪資上漲。本月初，美國最大雇主沃爾瑪宣布將為員工加薪，漲幅雖不大，但可能帶動其他公司跟進。

對於市場機制決定薪資的說法，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表示，沃爾瑪是承受著政治壓力的，因為它的薪資太低；而今加薪的理由，和多年來批評其低薪策略的人看法一致：更高的報酬會降低僱員流失率，提升士氣和生產力。

克魯格曼指出，美國許多州的最低工資高於聯邦，這些州沒有失去就業機會。美國曾經擁有的中產階級社會，並不是市場力量促成的，而是政治行動的成果，政府直接干預，充分就業和支持工人改變了企業對薪資的抑制。

南韓為了鼓勵有盈餘的企業增加投資並刺激消費，去年計畫將對企業的現金準備課徵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懲罰稅；中國則發布強制令，要求賺錢的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比率提高百分之五，私營企業至少上繳百分之十稅後利潤。這是政府利用賦稅政策引導企業加薪、盈餘回饋員工的最新例證。南韓學者表示，財團多年犧牲股東權益換取成長，過去國家貧窮時可以諒解，如今情況改變，沒有藉口再吝於分配盈餘。

當期待企業的社會良心而不可得時，政府除了道德勸說，「那一隻看不見的手」有時應伸出來。以租稅或其他政策鼓勵企業加薪、抒解過勞壓力，造成的「市場扭曲」反而是正面的。彭淮南也強調，政府擬推動薪資成長的領導策略，是不錯的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