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琡雯 圖／聯經出版社提供

作者簡介邱琡雯

台灣大學政治學學士，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教授。主編《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Ⅱ》，譯作《近代日本的百年情節：日本人論》、《八重山的台灣人》，著作《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出外：台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

台灣，曾經是一個送出女性移工的地方，那麼，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底下造成了這個現象，身處其中的她們的主體性又是什麼？女性如何看待移動、移動加諸給女性的意義到底為何、女性為什麼要移動、女性透過移動想追尋什麼、又想擺脫什麼？

筆者在偶然的機緣下，於二○○二年訪談了吳清桂女士，她是鄭自財（一九七○年四月在美國行刺蔣經國未遂的人物）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台灣女性護理人員到海外工作這股時代潮流中的一人。

護校畢業之後，吳就隻身到台北做護士，適逢來自西德的神父或牧師來醫院尋問是否有意出國工作，無需任何考試，已有護士資格者可馬上勝任。當時，並沒有所謂的商業仲介，她也信任神職人員不會欺騙小老百姓。

吳回憶說，周遭的許多護士都躍躍欲試想要出去，因為，西德是台灣人眼中的先進國家醫療體系健全，重要的是，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台灣，普通人要出國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有機會誰都想出去看看。

但是，當她到達西德後有點感覺被騙，本來答應給半年時間先去學校讀德文，抵達後的第二天就被派到醫院工作，後來才有人到醫院來教她們德文。她也在西德鄉村的基督教醫院碰到菲律賓、韓國的護士，以及來自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臘的清潔工。

吳的工作契約只有三年，快要到期時，她面臨了人生的重要抉擇：回台灣嗎？用什麼方式名義留下來？和留學生或德國人結婚？要不要換家醫院？她很自信地強調，其人生最自主、最充實的就是在婚前於西德工作的這段時光，因為：「我有工作、有收入、經濟自主、思想開放（開始接觸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政治意識逐漸啟蒙）……

這段午後的簡短訪談一直深深地烙印在筆者的腦海，「到先進國家工作」似乎是當年從事護理工作的台灣女性向上流動的一個選項，也因這趟跨國移動的經驗，大大擴展了吳日後的人生格局：「空間上」她從台灣、西德、瑞典、輾轉到加拿大再返台，「角色上」則從護士、人母、政治受難英雄之妻變成國大代表。

四年後，當我在純樸的嘉義大林碰到村婦阿蟬（化名）時，另一股台灣農村女性跨海移動的浪潮更引發了我的好奇。閒聊中初聞，她曾在四十年前到沖繩做季節性移工，而且還是賺美金回來的，當下令我感到些許震驚。後來也陸續從不少老鎮民口中得知，一九六○至七○年代這段期間確實有不少已婚、未婚女性到沖繩打工，對於這名村婦為何以及如何漂洋過海到外地工作賺錢一事，我充滿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條件支持她得以向外移出？存在了什麼樣個人、夫家、還是在地社會的特殊背景？透過這種跨國移動，她有可能和吳清桂一樣，大大擴展了日後的人生格局嗎？

可惜的是，農村女性被視為是夫家的「私有物」、「勞動者」、「賺食者」以及「生產工具」，這趟海外的離返經驗，夫家打從一開始，就期待她們看待出國工作的意義「簡化」到只有經濟層面，女工返鄉後，也確實對於改善夫家的家計有所貢獻，將海外工作的辛苦收入全數交出，展現經濟上對於夫家的效勞、效忠與效命。

因此，我們看到的光景是：僅剩年幼的子女是她們的慰藉，她們又回到以夫家為主、為尊的生活世界中繼續度日，無奈地持續著出國前的樣態和關係。究其原因，除了她們本身對傳統性別角色也就是「好媳婦」的認知根深柢固外，對她們而言，農村父權制家庭內倫常關係包括夫妻、公媳、婆媳、叔嫂等關係的不對等，確實難以跨越、難以翻動，只能繼續默默地吞忍，才是她們在夫家繼續立足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摘自《出外：台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