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張亞中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清朝從鴉片戰爭起，歷經甲午戰爭，幾乎都是戰敗。外國認為中國因制度腐敗所致，但對中華文化仍敬佩。一直到義和團事件，西方人突然瞧不起中國，認為文明古國竟然相信神明可保刀槍不入，可扶清滅洋。

八國聯軍透過辛丑條約，要求清廷賠償四億五千萬銀元，是因當時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戰勝國要求每一國人都必須為不理性戰爭付出代價。中國從此失去了西方的尊重，在他們的眼裡，中國已不是理性的民族。

從最近反服貿開始，我們也看到逐漸喪失理性、失去願意探求道理的台灣。學者睜著眼睛說瞎話，學生把違法占領視為光榮演出，新聞媒體不斷尋求刺激，官員變得媚俗，屈服於無理，大多數人民擔心被嘲辱，選擇沉默。從西方理性的角度看，台灣已逐漸失去理性思維，民主變成民粹。

民粹的主張需要「道德」做為正當性基礎。自卑與自大是民粹的溫床，將一切行為合理化，結果卻自陷絕境。

全球化的世界，台灣不可能自外於這個世界。中國大陸正快速發展，能夠搶占先機，就多一份贏的機會。假如二十年前，台灣能夠積極面對大陸的政治與經濟，順利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台灣發展一定不會陷入今天的困境。

台灣知道不能脫離全球化，也知道缺少大陸的聯結就無法迎接全球化，但有些人面對大陸時，選擇拋棄理性，寄望大陸的經濟崩潰、政治分裂，他們認為分裂與崩潰的大陸有利台灣的獨立。

一九九○年代中期，台灣陷入「民主內戰」。這場內戰打的是「身分認同」與「兩岸未來」。公共政策可少數服從多數，但認同不容易用選舉解決，也不可能少數服從多數。政黨已兩次輪替，但「民主內戰」至今方興未艾。

太陽花運動開始以反對黑箱作業為名，大多數年輕人因這個理由站出來，但到後來，在政治目的引導下，訴求變成反馬英九、反國民黨，甚而恐中、反中與仇中。

當恐懼與仇恨時，理性往往退讓給情緒。愈恐懼愈不敢面對陽光，陰影永遠不會在自己後方。愈仇恨愈需要依靠非理性的支撐，這樣才會感覺自己有力量。

拒絕與中國大陸的服貿協議，並不表示可阻擋兩岸經貿交流；拒絕面對中國的政治壓力，並不表示可阻擋中共對台的政治企圖。

不止太陽花運動，反核四的力量再度集結，呼籲的不是理性討論核四與核能安全、功能與代替方案，而是用「道德」訴求要求停工、停建。

反核的力量鎖定在生命至高無上的道德訴求上，任何再理性的安全係數都不能被接受，他們要求的是零風險。至於其他科技是否也能做到零風險、人民為至高無上的安全必須付出什麼樣代價，已不是重點。

我們可拒絕中國大陸，但沒辦法阻擋希望好日子的需求；我們可拒絕核能，但難以阻擋能源不足必須付出的成本。

問題不是不能拒絕，只有經過理性思辨的拒絕，才知道該走哪條路。很可惜，從幾次社會運動可看出，台灣已失去理性思考的空間，這是台灣的悲哀。再這樣下去，台灣不僅會輸掉國際競爭力，也會輸掉別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