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一個被外界視為具有黑道背景的張安樂，帶著一群人在立法院門口高喊，要求政府「以法制暴」。政府卻呼籲張安樂等人不要「以暴制暴」。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荒謬場景？一個被社會視為是黑道的人，可以對警察嗆聲要求維持法律，而執法的警察卻要保衛非法占據立法院的群眾。十多天來，政府的無能、社會的媚俗、政客的算計，以學生為主角，共同演出了這一齣荒謬劇。

社會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在體制內進行抗議，合法申請、合法舉行、合法解散，目的是向政府表達不滿，呼籲政府注意改進。另一種是體制外抗議，其目的在逼迫政府接受自己的主張，甚而企圖改變現狀，這時候當然可以占領政府機關，甚而挾持人質，與政府對抗，或要求政府下台。

如果選擇第二種，就要有與政府對抗的決心，如果政府不接受自己的條件，可以不斷升高鬥爭暴力，迫使政府屈服。這時需要了解，政府一定會用其合法的公權力進行反擊，如果自己失敗，就必然會接受法律的制裁，甚而成為階下囚。

在這兩種社會運動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因為身分特殊而成為特權。他們或許會因為身分而受到社會的重視，例如學生、宗教家、知名人士，但是當他們選擇體制外的抗議時，他們只有一種社會秩序挑戰者的身分。政府可以因為有其他考量而對他們暫時選擇寬容，但是也可立刻執行其公權力，也就是合法的暴力。

我們很難想像其他國家會容許民眾占領國會大廈而不驅離，也很難想像一個國家會容許民眾非法占領國會並提出要求。在一個民主成熟的國家，違法者，除非他手上擁有人質或可能造成社會立即危害的武器，政府才會被迫與其妥協、談判。如果他手上沒有任何籌碼，警察會毫不猶豫地衝進去。

學生占領立法院，是台灣另類的民主鬧劇。這場鬧劇的背後卻是台灣近幾十年來沉痾的舊疾，有台灣認同的分歧、有對大陸的恐懼、有政黨政治的惡鬥、有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鬱悶。這些因素，使得台灣社會已經逐漸失去了對是非價值的判斷，整個社會變得庸俗與荒謬。昔日的黑道可以指責警察包庇「暴民」，維持法治的警察卻堵起人牆保護強占國家機關的「暴民」。

認同的分歧，使得台灣社會無法講理，認同的堅持是無法用「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來解決的。對大陸的恐懼，讓台灣失去了自信，選擇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對大陸，這讓台灣逐漸喪失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影響力。政黨政治的惡鬥促使是非與價值都可以顛倒，非法占領政府機關的行為也可以得到支持與掌聲。年輕人對未來生活的茫然，讓他們合理化自己所有抗議政府的行為。

占領立法院的帶頭同學要了解，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沒有特權。可以選擇激烈的體制外抗議，但也要有接受政府合法執行權力的準備。不要以為自己成功地占領立法院，其實你們只是台灣政黨政治惡鬥下的借用品、是王金平向馬英九叫板的工具。支持你們的固然是一群對未來充滿茫然的年輕人，但是那些能夠提供你們資源，幫助你們發聲的人，卻可能有著「逢中必反」的政治目的。

從張安樂要求警察不可保護「暴民」而應「以法制暴」，從同學躲在警察身後、躲在被強占的立法院裡時，這一場學生發起的社會運動的神聖性就開始瓦解了。帶頭者無法與夥伴在街頭同甘共苦，卻在非法占據的政府機關裡尋求溫暖與保護。這已經不是社會運動，而只是台灣民主法治畸形、社會價值崩解、是非不分的一場荒謬劇而已，而同學正好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