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全國人大會議和政協委員會議在北京召開期間，霾害卻籠罩北京附近地區，讓與會人員感受到大陸治霾的急迫性。大陸環境保護部也趁此機會提出大力治霾計畫，預計在今年投入一點七兆人民幣治霾。比台灣的中央政府總預算還高出一倍多。今年初大陸環保部與大陸三十一個省市區簽署「大氣汙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各省市的改善目標與重點工作，在在展現中國社會治霾的企圖心。

　大陸的霾害問題不只出現在北京或其他大都會及其附近地區，包括華中、華南地區都常出現大面積霾害；且其空氣懸浮微粒的數值甚至超過聯合國建議的容許標準達二、三十倍，情況可以說非常嚴重。根據大陸環境部的調查，全國七十四個納入監測的城市中，只有拉薩、海口、舟山三個高山或海濱的城市達標；而空氣品質最糟糕的地區是京津冀，其次是長三角、珠三角。

　雖然大陸政府也曾加強力道防制空氣汙染，但收效不大，反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持續惡化。以北京市為例，縱使從二○○○年就開始實施《空氣汙染防治法》，但企業寧願受罰也不願意停產或改善設備。三月一日上路的《北京市大氣汙染防治條例》加重罰則，號稱是「史上最嚴厲」的規定，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實施成效還待觀察。

　一年來，大陸展現積極治理空氣汙染的強力措施，有些人認為與甫卸任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駱家輝有關。駱家輝在大使館內設置空氣品質監測儀器，並發布監測數據，把北京空氣汙染的嚴重情況公諸於世。讓大陸政府甚為難堪，但也警醒其認真思考空氣汙染的問題，進而積極推動環保工作。

　為了改善空氣品質，大陸採用了一些台灣從未用過的策略。包括北京、天津、長春、杭州、成都等八個城市都已根據機動車輛車牌尾號實施限行；北京也計畫今年開始對進入特定市區的車輛收取「塞車費」；在空氣品質出現惡化趨勢時工廠必須配合停產等。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調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單位遷出北京，其效果更值得關注。根據報導，若能遷走二十家國營企業總部，至少可減少五十萬人。

　依車牌尾號限制行駛和徵收塞車費的作法，會產生排除經濟弱勢者使用道路的結果。對有錢人來說，可以多買幾部車輛掛上不同的尾號，反而苦了每天為業務在外奔波的人；因此台北市政府高層官員曾表示不會採行限號行駛和徵收塞車費的作法。反倒是將「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單位遷出，倒是一個可以仿效的作法。

　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曾指出台北盆地已嚴重超載，而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政府也曾從南北發展平衡及稅收分配的公平性著眼，要求台糖及漁業署遷到南部。不論從解決台北超載的問題，區域均衡發展或避免汙染集中的角度，台北盆地都應進行疏散。但從文化部遷到數公里之外的新北市新莊區就引起諸多抱怨來看，疏散非核心單位是一個不容易執行，須靠強大魄力才能落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