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英國讀書這些年，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包括「為什麼要念博士？」「博士很難找工作呦？」「念個博士怎麼要這麼久？」等等，被問久了，我質疑自己的次數不比別人質疑我的次數少，我知道很多問題連我自己都無法給出完美的解答，那種像是一個漂亮的出場動作讓所有鎂光燈都打在我身上、讓所有訕笑的旁觀者兩眼發直、現場一片鴉雀無聲的解答，是不存在的。

總是會有人想告訴你，做這個沒有用，比不上做什麼什麼的薪水，你應該要去做什麼，你的人生應該怎麼過。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覺中，在別人提問之前就忙著扮演算命仙。

口試順利通過，確認我的博士生涯終於可以畫上句點後，其中一位口試委員跟我都要搭火車回家，所以我們就一起從學校走向車站。

在那段短短的散步中，她告訴我當年開始研究日本導演大島渚的緣由。當時她還是個在巴西念書的碩士生，看了大島渚的電影後，在當地報紙上以葡萄牙文發表了一篇深入的影評。之後她將這篇影評翻譯成英文，以影迷的心情寄給了大島渚。未料這位國際名導看了文章後大為感動，不但親自回信，還主動告知自己當時的歐洲行程，表示若這位學者也剛好在歐洲，可以相約訪談，從此開啟了他們數十年的友誼。這位學者到日本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大島渚甚至親自為她安排多場訪談，於是她有機會訪問了無數與大島渚合作的重要人士，包括攝影師、剪接師、配樂家等等。

在聖保羅大學一路從大學讀到博士的她，也提到原本一心嚮往法國或日本，前者是永遠的電影研究聖地，後者是她長期關注的藝術電影大國；然而卻在義大利巧遇了來自英國的現任丈夫，於是人生也不得不轉向。我原本就知道她背景特殊，以完全沒有英國學歷的外國人身分成為英國電影研究圈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例子（多數留在英國發展的非英語系國家學者，都是在英國取得博士），但我從未想到她會對首次見面的口試學生，也能如此毫不保留地聊起自己的生命故事。

更重要的是，當她聊起研究、教學時，仍是如此熱情又真誠，說起她喜愛的電影，她更是會用無比陶醉的眼神說「真的是太美、太感人了！」那表情完全就像是一個因為熱戀狂喜而通透發亮的女子。讓她這樣散發光暈的電影，包括台灣導演楊德昌的《一一》與蔡明亮的作品。

在車站的月台上道別時，她告訴我「希望有機會再相遇」（Hope our paths will cross again），這句話直接翻譯就是「希望我們的路，有一天能再交會」。幾天之後，我就收到了她的來信。

兩條原本平行的路，卻可能充滿無數的交叉點。散步之於人生，就是充滿了這樣的交會時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