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雜誌、出版
到公共空間實踐
二○○八年七月，《文訊》發刊屆滿二十五周年時，我曾以〈一個文學公共論域的形成：小論《文訊》在台灣文學傳播史上的意義〉一文討論《文訊》對於台灣文壇的貢獻，當時我具體地指出，《文訊》的存在與延續，至少有見證台灣文壇變遷、作為台灣文壇公共論域及堅持為台灣文壇發聲等三大意義；而其具體貢獻則表現在文壇資訊服務、文壇議題呈現及文壇脈絡沉等三端。日月相逐，瞬間又過五年，《文訊》又逢發刊三十周年之慶，檢視這份當代台灣文壇重要的刊物，五年前我的觀察應仍有參考價值。但如比較近五年來《文訊》的內容及其承辦活動，就會發現，以有限的人力、財力，《文訊》在封德屏社長的帶領下，已經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展現了更多的風華，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更多的貢獻。
這些貢獻，具體地說，表現在《文訊》作為刊物的內容上，也表現文訊雜誌社作為軸心的文學業務上，更表現在紀州庵文學森林作為城市文學空間的經營上──三者相輔相成，彰顯了《文訊》這五年來從雜誌而出版到拓展文化空間的多重努力。在台灣的文學傳播史上，大概沒有一份文學刊物具有這樣豐沛的能量、這樣多角化的經營，而同時不以市場、營利為經營考量，卻能持續經營三十年而又充滿活力的例子了。
《文訊》的階段與進程
從《文訊》的刊物內容看，三十年來，《文訊》可依其編輯走向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國民黨文工會主導時期（一九七三至一九八四），第二階段是李瑞騰擔任總編輯時期（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二），第三階段則是封德屏擔任總編輯迄今的時期（一九九二起 ）。這三個時期的《文訊》，展現了從威權宰制、宣示文藝政策，以迄於資訊提供、史料編纂和朝向多元文化發聲的不同風格。但就內容而言，則多能薈萃眾家，呈顯不同年代、不同時期的台灣文學變遷軌跡，在轉型、調適以及和文壇互動的過程中，從專欄到專輯的策畫，從約稿到投稿，從編輯理念到刊物的版型（包括封面設計）的變化，都反映了三十年來台灣文學與文化的變遷，也勾勒了這三十年來台灣文學的發展圖像。
展讀三十年《文訊》儼然就是打開台灣文學發展史、文學 ／文化傳播史，從中可以清晰掌握近三十年台灣文學的脈絡、文壇場域的變化以及文壇議題、論述的生發。
從文訊雜誌社作為軸心的文學業務來看，早期的文訊雜誌社就已開始舉辦文學會議，最早是現代詩研討會，其後試圖結合古典文學、華文文學、文學傳播，再到台灣文學、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和區域文學、青年文學等研討會的舉辦，以至於文學雜誌展、作家年輕照片展、結婚照片展、文青資料展以及每年九月舉辦的重陽敬老作家聯誼等活動，都可看出《文訊》由刊物展延到活動的旺盛活力和影響力；而搭配這些活動出版的專書，如《台灣現代詩史論》、《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1999》以至於目前仍在持續出版中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等套書，無一不是艱鉅但對台灣文學研究具有長遠、重大影響的業務。
這些業務的展開，表現了文訊雜誌社的雄心壯志，也豐富了並活化了台灣文學史料的蒐集、整理與研究。三十年累積下來，使得《文訊》不止於文學雜誌，還是台灣現當代文學的資料庫、台灣文壇場域的紀錄者兼守護者。在《文訊》常態編輯之外的這些文學業務，必須投注的心力、人力與物力，難以計數，更不能不讓文壇敬服。
未來工作與
文學的夢想家
從二○一一年六月文訊雜誌社承辦「紀州庵文學森林」，拓展城市文學空間的經營來看，以日治時期古蹟紀州庵作為一個起點，結合台北城南累積的現當代文學特色，兩年來已經透過每周舉辦的多樣化活動（展覽、座談、演講、音樂會、新書發表會），打造出新的台北文學地標，使得沒有文學館的台北市幸而有了一個文學展示空間，不致成為沒有記憶、沒有夢想，缺乏文化指標的冷硬城市；而其經營方式，又以結合社區、餐飲、閱讀的模式，帶動了新的城市人文空間，使得一座瀕危的古蹟重新活過來，使得文學空間得以帶領城市社區進入新的場域。這種跳脫傳統文學刊物、出版，進入市民社會的經營模式，是《文訊》從平面的雜誌、出版跨越到立體空間的一大突破。以有限的人力而發揮無窮的功能至此，沒有對文學的熱愛和承諾，沒有對文化重建的想像和期許，焉能用命至此？
三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文訊》以一本嚴謹編輯的文學雜誌屹立至今，在台灣新文學發展未逾百年的時間軸上，居有其三分之一，且依然充滿活力，依然能量充沛，依然持續往前行。從早期作為黨國文工媒體，到如今成為海內外矚目的重要文學刊物；從單純的文學刊物，到如今橫跨雜誌、出版、文化空間三個領域，《文訊》都打造出了台灣文學傳播的「奇蹟」，沒有人能想像，一份嚴肅的、史料的、服務的文學刊物，竟如瓜瓞，三十，繼續蔚盛？沒有人能想像，一個編制員工不超過十根手指頭的雜誌社，內編刊物、外承業務，兼營餐飲，還能應付裕如？
這樣的奇蹟，難以想像，卻已在《文訊》同仁上下一心的奉獻下成為事實。光這樣就已相當不易，值得敬佩，沒想到三十周年前夕，迄今仍無辦公處所、缺乏資金奧援的《文訊》同仁，居然還懷抱成立「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用以擔負台灣文學史料典藏的責任？這樣的夢想能否實現？這樣的雄心是否能喚起政府和財力雄厚的企業家的關注與挹注？應該是我們這個社會嚴肅面對的課題吧。
也許，最後還是要靠《文訊》的傻子們繼續創造「奇蹟」，我相信，尚未完成的「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的夢，也將在《文訊》這一群文學夢想家間奇蹟似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