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大夫崔杼弒其君。這在奴隸制社會裡是被看作「以下犯上」的作亂行為的。齊國太史在記史的簡策上寫下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弒其君」的話。崔杼看了大怒，當場就把太史殺掉。太史的兄弟繼續這樣寫，崔杼又殺。最後一個兄弟還是這樣寫，崔杼不敢殺了。

有一南史氏聽說了這件事，也拿著寫有「崔杼弒其君」字樣的竹簡，準備捨身去繼續前幾任史官的義舉，半路上有人告訴他已經寫成，他才放心地轉回家去。

這裡說的「太史」，是周代史官（或稱「竹冊」）的名稱之一，此外西周史官還有外史、內史、左史、右史等名稱，西周以後，史官名稱更多。這類史官很早就有了，《漢書‧藝文誌》就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之說。但「古」到什麼時候，人們就不太清楚了。

所謂「君舉必書」，說明史官的職責是為國君記言記事，有點像後世的書記官性質。所以齊君被崔杼殺死後，齊國太史有權也有責任把這一真實情況記錄下來。雖然這樣會觸怒崔杼，以致犧牲生命；但是，這對史官來說，又是義不容辭的。因為他們很講究所謂「書法」，以此來為奴隸制社會裡的最高統治者服務。如果有史官不遵「書法」，那就是失去了史官的職守，是會被人看不起的。惟其如此，齊的太史及其兄弟為保全名譽，哪怕面臨死的威脅，也決不後退一步。

因為史官「直書其事」，所記的是真實的歷史紀錄，這種紀錄，古人就稱之為「書」（在古代，「書」的涵義與「寫字」不是分得很清的）。因此古書上提到書時，往往是和「史」連在一起說的，如《左傳‧襄公十四年》「史為書」；《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史不絕書」；《國語‧楚語》「史不失書」，我們也還用「史書」這一名稱。

自然「君舉必書」，「書」的內容都是史官隨時所記，因而文體散漫，一般都無嚴密的結構，且都不成篇章，這只要我們讀一讀傳說為史官所記，後又經孔子整理的《尚書》中的各篇，就可體會到。

可以說，史官是中國最早期的「書」的作者，他們同時也掌管國家的藏書。《玉篇》上說：「史，掌書之官也。」這就是指史官。當然，他們是以國家名義掌管的，好像現今的「圖書館長」一樣。這些書都屬「官書」。除「官書」外，在奴隸制社會裡，其他人都是無權收藏書的。

　由於這些原因，那時想讀書很困難，不要說普通的老百姓或「士」，即使是屬於奴隸主階級的一員，要讀到自己想讀的書也十分不容易，如魯國的韓宣子，是卿，地位不能說不高，可是，他也只是因為受魯國聘請到了魯國，觀書於太史氏，才讀到《易象》與《魯春秋》兩部書。孔子出身於沒落的奴隸主貴族，傳說他也不得不向周的柱下史老聃問《禮》。這說明，那時的書是許多人都無法問津的。這是奴隸主階級壟斷書的一種手段。

史官既是中國最早期的作者，又管理著國家藏書，所以有的書上說他們很博學。但是他們一開始就依附於奴隸主階級這張皮上，脫離生產，過著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缺乏實際感性知識，因而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建設，守舊的多，創新的少，宣傳的大都是奴隸制的陳腐觀念。自然，有些書，賴他們之力而產生出來，為後人積累了研究奴隸制社會的資料。

　不僅如此，他們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也應該說一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春秋末年，奴隸制社會裡出現了擁有大批土地的貴族，這些貴族漸漸地變為新興地主階級，周王室隨之逐漸衰敗，奴隸制社會開始崩潰，逐漸向封建社會過渡。這時的史官，眼看著他們所依附的奴隸主階級這張皮自身難保，便不得不尋找新的「衣食父母」，因而投奔他國。在出奔時他們往往順手牽羊，連官書也帶走，如《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就有南宮囂等周史官「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的記載。

這樣，到戰國時，封建社會形成，大批官書就從王室流落到了外面，私人也有書了。那時的惠施，就有書五車，他出門辦什麼事，總是把書裝載車上同行；還有墨子一次南遊到衛國，親眼看到「關中載書甚多」。

從這點看，史官對於打破奴隸主階級壟斷書的局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這時的史官，也轉而為封建統治者服務了。但他們的職責、性質已與奴隸制社會裡的史官大不同了。（大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