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二十一日早上，我到教育部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指導委員會，中午回到辦公室後不久，就接到歷史系古偉瀛教授的電話：「林端今天清晨在佛光大學因為心肌梗塞而猝逝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宛如五雷轟頂：林端教授苦心籌辦的「韋伯與中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星期五馬上就要召開，他怎麼可能在這個節骨眼上過世？下午打電話到林家，終於從泣不成聲的林夫人呂愛華口中，證實了這個讓我震驚萬分的惡耗。
韋伯熱
我與林端教授結識三十餘年，由於兩人有共同的學術關懷，在彼此的學術生命裡有非常密切的交集。一九七六年，我從夏威夷大學完成學位，返回台大任教後，開始摸索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九八三年，兩岸學術界在分隔半個世紀之後，第一次在香港舉辦「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上，當時任教於香港大學的金耀基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重探〉，我則首度提出〈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
那一年，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柏格（Peter L. Berger）在日本發表了一篇題為〈世俗化：西方與東方〉的論文，提出了所謂的「兩型現代化論」，認為東方的現代化發展有迴異於西方的獨特模式，引起了台灣學術界的注意。一九八四年，柏格教授應邀來台訪問，《中國論壇》社為他舉辦了一個「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座談會。剛從台大社會系畢業不久的林端，那時在《中國論壇》擔任編輯助理的工作，我則是《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我們兩人都參加了那場研討會，那場研討會也影響了我們後來學術研究的方向。
儒家倫理與行動理論
論戰告一段落，葉啟政教授在《思與言》上，發表了一篇〈韋伯熱的回顧〉，指出所謂的「韋伯熱」可能只有「媒體效果」。我也認為：這種爭論方式不可能獲致任何有意義的結論。對於中國人而言，儒家思想像空氣一樣，它無所不在，但卻沒有人說得清楚：它到底是什麼？當時參加討論的正、反雙方都在討論儒家倫理，什麼「政治化儒家」、「世俗化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等等，如此重要的概念，卻無法用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定義清楚，再怎麼爭議，都是毫無意義的「口水戰」。
一九八六年，我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到密西根大學利用一年的時間，集中全力，撰成《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一書，一九八八年出版。在那段期間，林端先到德國哥廷根大學完成碩士學位，接著又到德國海德堡大學，師從韋伯的嫡傳弟子Wolfgang Schluchter教授，攻讀法律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他幾乎是西方學術界中唯一尚肯為儒家文化奮戰並承認韋伯有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學者。
為了撰寫博士論文《古代中國儒家倫理與支配的正當化》，林端曾經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研讀我的出版作品，並撰成〈儒家倫理與行動理論：與黃光國教授對話〉的一篇論文，刊登在一九九二年四月出版的《當代》之上。他把這篇長達二十頁論文寄給我，由於這是台灣學術界對我的研究工作所作的第一篇回顧性論文，所以一直珍藏至今。
中國學術界之恥
一九九○年代中期，「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研究路線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當時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的阮新邦教授，辦了一份《社會理論學報》，邀請兩岸學者到香港舉行座談，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並在該刊上發表論文。那時候，林端教授再度回顧我在這階段所作的研究，又寫了一篇二十餘頁的論文：〈「多元典範」的研究取向與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知識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觀點〉，刊登在二○○○年出版的該刊之上，我因此寫了一篇〈「多元典範」的三層意義〉，作為回應。
台灣社會科學界願意投入本土化運動的人，原本不多；對社會科學本土化方法論有興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和林端一起住在溫州街社區的台大宿舍裡，兩人都有晨泳的習慣，所以經常見面，討論相關學術問題。
我一向認為：要落實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必須先建構「自我」及「關係」的普世性理論。「卓越計畫」結束之後，我整合相關研究結果，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和實徵研究》一書，將該書譯成英文後，準備撰寫一本專書，討論《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養》。
二○一一年八月，林端和香港浸會大學的Barbalet教授一起來找我，表示：二○一三是韋伯名著《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出版一百周年，他們準備在台北召開一項〈韋伯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希望我能參加。當年我在撰寫《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時，便發現韋伯這本名著有許多謬誤之處。這本書出版了一百年，西方漢學界甚至形成所謂「韋伯學派」，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出面反駁，簡直是中國學術界之恥，所以毫不遲疑地答應寫一篇論文，在研討會上宣讀。
撰寫論文期間，重新閱讀韋伯著作，發現三十年前自己學術根底尚淺，憚於韋伯盛名，不敢對他多作批判。如今我對中國及西方文化已有定見，所以決定將《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養》一書，改寫成《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全書長達十三章，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只能針對韋伯所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談〈破解韋伯迷陣的方案〉。
適應現世 又遠離現世
在研討會即將開幕的前四天，突然傳來林端猝逝的噩耗，讓我大為震撼。事後知道：元月十七日，林端的業師Schluchter和夫人一起抵達台灣。
Schluchter是當代韋伯學權威，他和韋伯一樣，批評中國的宗教欠缺超越性的信仰。為了向他說明：儒家文化中民間信仰「適應現世，卻又遠離現世」的特色，林端特別安排了一系列行程，包括帶他去考選部參觀闈場，討論韋伯對於中國讀書人的觀點，以及何謂「士」的價值觀；參訪法鼓山在北投農禪寺的水月道場，希望他了解佛教的現代化、人間即淨土的特色；參觀新店的一貫道道場，希望能展示儒教民間扎根的特色；此外，還帶他去參觀台灣傳藝中心的祠堂、文昌帝君，以及祈神、謝神的舞台布建，藉以展示台灣的祖先信仰和祠堂的特點。
二十一日，Schluchter準備到佛光大學演講，林端希望藉此和他討論台灣佛教社會事業的發展。前一天晚上，Schluchter夫婦和林端夫婦一起住在佛光大學招待所。林端因為籌辦研討會，連續幾天沒有睡好，二月一日起，又將出國到華盛頓大學研究半年。凌晨起床工作，不料清晨兩點多鐘，卻發生心肌梗塞而劇咳不已。林夫人趕忙叫人前來急救，等到救護車從山下趕到，已經藥石罔效了。
元月二十五日早上，「韋伯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傷感的氣氛中開幕；兩天的議程，則是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由於林端和Barbalet兩位教授的精心規畫，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人包括：韋伯的嫡傳弟子Schluchter，紐約市立大學宗教社會學名教授Bryan S. Turner，《韋伯學研究》（Max Weber Studies）的主編Sam Whimster，曾經和高承恕教授合作在台灣研究中小企業的Gary Hamilton，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David Faure（科大衛），香港浸會大學研究教會史的George Mark Kam-wah，台灣的張維安、孫中興，顧忠華的學生鄭祖邦、林端的學生蔡博方，佛教研究者林錚和釋自拙等人；目前世界上研究此一議題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到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