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必須活在被監督的城市？是危險還是不安？或是真的是一種安全與保護？城市，監督著我們的生活，我們周遭多了好多隻眼睛的照顧，但卻還是在那眼與眼的縫隙之中發生危難，當然也在危難之中找到安全的逃生出口。

在十年前，我北上到了板橋念大學，一直到現在搬家也超過十次，平均每年都搬家，從學校宿舍到外面出租的雅房、套房，或是親戚家的客廳、和室都住過，從二樓、五樓、三樓、四樓的不同高度，移動方式也從公車、捷運、走路、機車、腳踏車到火車而有了不同的生活步調與感受。就在二○○七年我申請到了台北國際藝術村的駐村藝術家，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作品《看得見的城市》，把關於移動的感受放到身體裡去思考，就這樣我們在一個小時內從一樓演到了屋頂，過程中有個有趣的空間是在電梯裡（見右圖，作者提供），小小的四方形空間有四個舞者，不斷的互相交替位置，把小空間的距離與壓迫感，透過不同的步伐與速度去張顯它。在排練時，我們發現樓下警衛室的先生，都在從不同的視角看我們跳舞，於是視覺藝術家陳長志與我決定將針孔攝影機放在舞者的身上，互相觀察與窺視，最後完成了像是監視器所看到的多格畫面與視角，在這偌大的城市中，我們的眼睛也變成了互相監視的一種裝備了！

在那之後，我開始舉家遷移的更為誇張，也可以說是一趟自我探索的旅程開始了，兩個行李帶我從台北到了紐約，再從紐約到巴黎、倫敦、香港、東京、柏林、杜賽朵夫等城市，短短的一年半後，我回到了台灣暫時租借的客廳，回來了，也在想要決定為什麼停下或是離開。在旅行中，我看見城市裡面的人，也看見人與城市的關係，這不免還是讓我思考身處台灣的我，在成長過程中所處的環境與社會，對於一個舞蹈工作者的關係。又回到了這在我人生中一直存在的問題，是誰在監督著藝術的存在，或是藝術如何監督著這社會與環境的發展；從監督這兩個字來看，是非常嚴肅的，感覺不能鬆懈，好像連時間都被這兩個字凝結住了。

遊走在不同的城市中，印象深刻的是人群匯集之處，像是慶典的大遊行與社會抗爭的活動，在不同的路口看到從歡喜到憤怒的不同表情，一群人占滿了一長條的街，比起偌大的城市風貌與社會機制，人，還是發揮了最大的力量與聲音來監視這環境公平的存在；那些人也許不是握有權力的，但是有著不同的眼光來共同匯集，監督著人的生活。只是我們的社會常常失去感受與了解的層面，有哪個政治家真的長期關注過文化的問題或是了解文化的意義，什麼時候才不會一直在從錯誤與危難中學習，如果藝術是政治籌碼，那請先去感受並了解它，不要只有監督和數字的衡量。

在生活中，每件事都需要出口，如同疲累需要休息一般。而我自己剛結束了三周驫舞劇場《繼承者》的演出，還沒找到出口與休息站就又開始繼續下去「周先生」的未來計畫了，期待下一次的出口與光亮能找到我，我也能在這入冬之際冬眠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