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要在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很遙遠後，才能更強烈的感受到自己的身分和家鄉的存在。當我走進歐洲某一個城市的一個中餐廳，侍者走向我用我所熟悉的語言問說：「先生，要來點什麼嗎？」我覺得很親切，他進一步再問我說：「要筷子嗎？」我得意的點點頭，想表示我是會用筷子的族群。最後他又說：「你是來自台灣吧？」我的頭就抬得更高了：「你怎麼知道？」「一看就知道啊。」對方笑了起來，她說她來自溫州。

我望著窗子上的自己模糊的影像，心想，是的，我是來自台灣，它是在全球廣大的華人社會中唯一真正走向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台灣會有能夠援助全世界發生災難地區的慈濟功德會；台灣也會有像陳定信這樣用一輩子和肝炎搏鬥的醫生所建構出來最進步的醫療系統；台灣也會有從海運做到空運的長榮集團；台灣會誕生像曾雅妮、林義傑這種超級運動員；台灣會有雲門舞集、林昭亮和周杰倫這樣的世界級藝術家；台灣也會生產宏碁電腦和捷安特腳踏車；台灣還有那種發動全民力量將台灣電影起死回生的瘋狂導演魏德聖；連全世界的麵包大賽的冠軍，都是來自台灣最貧瘠的角落的傳奇人物吳寶春。所以我才要抬頭挺胸的告訴別人說，我來自一個能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奇蹟的台灣，我是台灣人！

我何其有幸得到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能當面和這些將台灣的名號帶向全世界的台灣人面對面的深談，讓我能親身感受到由他們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奇特魅力和力量。我不是一個專業的主持人，但是我很明白一次成功的訪談除了被訪談者當時的身心狀態外，訪談者對於被訪談者的了解程度和提問方式都會影響著訪談的進行。當決定訪問周杰倫前的那段時間，我從早到晚只聽周杰倫的歌，聽到自己成了周杰倫的歌迷；訪問林昭亮之前，除了聽林昭亮的專輯之外，還聽所有曾經和林昭亮有一點點關係的音樂家的專輯，像帕爾曼、史坦、海飛茲、曼紐恩、謝林……

每次的訪談都帶給我許多反省、提醒和感恩。當我走進了陳定信教授的實驗室，便會想起自己也曾經在醫學院的實驗室做過類似的肝癌的研究計畫，談起肝癌的研究時不會太陌生。當我再一次見到慈濟上人時才發現，我們真的是每十年會碰面一次，她提醒我說，十年太久了，以後要一年會一次，然後忽然發現上人愈來愈幽默了；見到林義傑跑完絲路的鞋子後，我決定第二天就取出很久沒用的運動鞋開始爬山；聆聽劉金標老當益壯的騎著單車環島後，我也開始在假日騎著單車在敦化南北路上環「安全島」騎著；訪問過林昭亮之後我會發現自己的耳朵愈來愈敏銳，到處都聽得到小提琴的聲音，我總是想著林昭亮說他第一次聽到帕爾曼拉琴時的感動；我到處宣揚著《賽德克‧巴萊》對台灣電影工業的重要性，弄得朋友們誤以為我也有投資怕無法回收；和吳寶春訪談時現場放了幾種他贏得世界大賽的麵包，當他形容好吃的麵包一口咬下去後的一連串反應時，我忍不住吞了幾口口水，清晨當我吃著吳寶春得大獎的傑作桂圓紅酒麵包，想著他說他的創作來源都是來自媽媽的味道時，一股幸福感忽然湧現。　

曾經有人說：作為一個台灣人真是悲哀，但是漸漸的，會有更多人說：作為台灣人真幸福！

（本專欄每周一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