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查出母親的左腎和輸尿管間有腫瘤，必須動手術，我為此而寢食難安。八十四歲瘦弱的身軀，如何抵擋這巨大的撞擊？我和大哥、大妹和小弟守在手術房外，七個小時焦慮地等待，幸得醫生仁術，一切順利。

看著手術房的門一開一闔，我思緒翻騰，數度哽咽；想這個家，想父母之含辛茹苦，想我一路跌撞攀爬的人生。

民國四十一年（1952），歲次壬辰，我出生於南投草屯北勢湳的小農之家，生肖屬龍。母親大我二輪，那年二十四歲。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二弟二妹，母親婚後十餘年間，被孩子拖磨的苦狀可想而知；更苦的是，她出生後父母即離異，生母抱著她改嫁，再由我祖母收養，長大以後給她招個「贅婿」。祖母溫厚善良，持家有方；但祖父卻愛喝，酒後常把一家搞得一團亂；我父我母惟事之恤，家庭處境備極艱困。

一九五二年，上距一九四五之台灣光復，一九四九之國府遷台，不過數年而已，日治遺風猶存，國共內戰之硝煙未靖，而政府以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乃至於從本年起研議而於次年公布施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企圖改造台灣。拜此之賜，我家由佃農而自耕農，有薄田幾分，家道略為翻轉。

由於國民有受教育的義務，我和同村的孩子都到臨村讀小學，但學校教室不足，一、二年級到廟裡上課，老師是日據時代公學校畢業的，戰後才學了幾年國語，我們就在他的教導下「牙牙學語」，沒有太多太大的壓力，邊玩邊學，全然不知外面的世界。

家裡擁有的印刷品，除學校用書，記憶所及，大概只有一天撕去一頁的日曆，和農會送給會員的《豐年》；我在五、六年級的時候，曾在同學家裡瞧過線裝的《水滸傳》和《西遊記》，雖有好奇之心，但無從閱讀。我所略知的歷史傳說，泰半來自廣播電台的說書節目，和從廟埕看布袋戲、歌仔戲而來的，特別是前者，屋後鄰居家有收音機，聲音開得挺大的，我坐在他們家的屋簷下，斷斷續續聽了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武松打虎等等故事。

小學畢業前，大部分的同學就近考草屯初中，老師要我到台中參加聯考。我即便不願，也不得違逆，居然也就讓我考上了台中一中，像狀元及第一樣，人人說讚；然而，那真是一場艱難的挑戰，才幾個星期，我就發現不對勁，我的學習完全跟不上，譬如說英語課，在上第一次課之前，我連二十六個字母都沒見過，班上已經有人講得很流利；譬如說音樂課，我從沒見過鋼琴，有同學已經可以彈整首完整的曲子。我幾乎處在一種混沌的狀態，沒有人可以問，也不敢問，讀得非常辛苦，一位十二、三歲的鄉下小孩，進入了全中部最好的、被稱為培育精英搖籃的一所名校，受困在知識的迷宮之中。

初二更慘，考七科有六科不及格，結果是初三沒升上，留級了。學習上的困頓會逼使一個孩子走岔路，我開始和那些愛玩的同學到處鬼混，第二年讀初二更糟，也帶著另一些比我更小的孩子鬼混。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期。

好不容易畢業了，高中、高職、五專都沒考好，當我放棄最後一個求學的機會時，我選擇離家出走，在台中流浪了幾天後，再回到草屯鄉下。我先前完全沒去想原本對我期望甚深的父母，如何承受兒子沉淪的那種壓力；這番迂迴曲折之後，我竟在家裡找到一處可容身之處，這是前所未有的感覺，我學習陪父母親下田工作，身分證職業欄上都改成自耕農，準備當一位莊稼漢，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時猶瘦弱的身軀跪在稻田之中，陽光炙熱，汗和淚交織，我用雙膝滑行，雙手拔除雜草，把它們往更深的泥土中塞去的景況。

然後大約有三個月的期間，我成為烏溪畔的墾荒工人，那幾乎是我當時的體力所能承擔的極限了。過程中，我逐漸萌生重返校園的意念，工作告一段落，我拚命找書來讀，半年之後又考回台中一中，高二下轉社會組，決定走漫漫的文學之路，距今整整四十年。

˙原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九月號，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