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後，把「拚治安」列為首要施政目標，甚至立誓國內治安若半年內無法改善，將退出政壇以示負責明志，但其就任以來國內治安狀況似乎無多大起色，據主計處發布的統計數字，今年前五個月由警察機關正式受理的強盜跟搶奪案件，比去年各成長了百分之六點五和二點五，全國的「犯罪率」跟「犯罪人口率」也都小幅上揚。

近年來台灣企業獲利不佳，不但工作者的實質薪資負成長、貧富差距加大，低收入戶也愈來愈多，貧窮問題對犯罪率的升高，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加上消費型態改變，及畢業後卻無能力謀生的草莓族增加，更使得台灣治安加速惡化，近年來駭人聽聞的案件不斷，甚至最近竟然有基層分局員警們公然包庇賭場，並在警局內收賄而被收押的情事，都對號稱要重建治安秩序的行政院團隊，形成極大的諷刺。

犯罪率上升是世界性都市化生活中的現實，但往往能因主政者善用資源與智慧，而能扭轉這種看似無法改變的命運，近來引人注目的整飭治安的範例，發生在美國麻州東北部的小城洛厄爾（Lowell），新任警察局長建立「防患於未然」的基本治安邏輯，並通過改善與社區關係，而提供一條維護治安的新思路；換言之，犯罪防治必須從根本著手，既要快速抑制明顯成長的犯罪數字，更要從教育、文化、經濟等面向尋求犯罪問題的解決。

不少犯罪學者指出，長期以來警界對治安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為解燃眉之急，頻頻成立「專案」勤務，而這些「專案」許多是來自上層壓力，員警窮於應付，最後往往流於形式，嚴重浪費警力，尤其政治人物動輒提出三個月、半年改善治安的期限，讓警方疲於應付，被迫虛應故事、製造假象，對改善治安並無實質意義。

而且我國刑事司法體系即使加重刑罰、增加治安人力及設備等，就主觀或客觀來看，均無明顯改善的跡象，可見要制定有效的治安策略，並非僅是強力的執法，或用口號來改善治安，而是真正根治犯罪的原因。

犯罪形成的原因多元且複雜，但社經因素占最大宗，就根本而言，而若要改善治安，就必須創造公平的就業機會、縮短貧富差距，及透過教育改革，落實法治與人文教育，重塑社會基本價值等；在治標方面，應加強警民合作機制，進行犯罪宣導及預防，同時提升整合刑事司法體系中警政、司法、矯治等功能的整合。總之，改善治安並非定下期限就可達成效果，而是必須經由整體規畫與各種政策的配合。